“我了解如何使你闭嘴，达雷先生，”横蛮无理的史曲孚说，“而且我会做的。假如这家伙是个绅士，我是不了解的。你可以告诉他，并代我问候他。你也可以告诉他，他把财产和地位给了那些杀人匪徒之后，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作他们的首领，我真奇怪。然而，不，先生们，”史曲孚说，看看四周，并且握响他的手指，“我知道人类的某种性格，我告诉你吧，你将永远不会找到，像这家伙的人，会靠难得的受保护者的恩惠。不，先生们；在争斗中他总是跑得很快的，早已溜之大吉了。”

史曲孚说了这番话，又握响了手指，直向舰队街冲去，他的听众为他喝彩。大家都已离开银行，劳雷先生和查尔斯.达雷依然呆在写字台边。

“你愿意负责转交这封信吗？”劳雷先生说。“你知道交信的地方吗？”

“我知道。”

“请你向他说明：信已转到这里来了，我们满以为信已寄到这里，我们总会知道投信地址的，所以耽搁了好长时间。你可以向他解释清楚吗？”

“可以的。你就要从这里动身到巴黎去吗？”

“从这里，八点整。”

“我要回来，向你送行。”

对于自己和对于史曲孚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感到不快，达雷尽量走到圣堂的偏僻处，急忙将信封拆开，看了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巴黎阿布巴衣监狱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前任侯爵阁下，

我已被捕，落入村民手中，生命长期处于危险之中，受尽暴力与屈辱。而后经长途跋涉，被押解到巴黎。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不仅如此，我家被毁——夷为平地。

前任侯爵先生，我被监禁，将会受审，并且被处死（除非得到你的援救），据说是犯了背叛人民的大罪，因为我曾经代表一个流亡国外的人做过反对他们的工作，云云。我发誓我曾经遵照你的命令，为他们做事，没有反对他们，但是徒劳。我声明，在那流亡者的财产未被没收之前，我就已豁免了他们未付的捐税；并且不收地租；我也没有向官府起诉！然而这也是徒劳无益。我的唯一罪过是我曾替一个流亡者干事，那流亡者在何处呢？

啊！最仁慈的前任侯爵先生，那人移居何处呢？我在梦中呼叫？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呢？我乞求上天，他不会来救我吗？没有回音。啊！前任侯爵先生，我在大海彼岸呼唤，希望通过巴黎有名的台尔生银行让你能听到我悲惨的声音！

为上帝，为正义，为仁爱，为你的声誉，我请求你，前任侯爵先生，救救我。我的过错无非是我曾对你忠心耿耿。噢！前任的侯爵先生，我祈求你也忠于我！

在这恐怖的监狱里，我每一刻都迫近于死亡，前任侯爵先生，我才写信给你，请你相信我的可悲而又不幸的服务。

受难者“盖白勒”呈上。

达雷心里潜在的不安由于这封信使之更为强烈。一个老仆人，一个好人，只因为忠实于他自己和他的家族而犯罪，那人的危难是如此迫在眉睫，似乎那人在痴痴地望着他，并对他责骂似的。此时他在圣堂街徘徊着，思索对策，他的面孔躲避着过路人的目光。

他很清楚，在对他的旧家族的声名狼藉和坏事做绝的恐怖之中，对他的叔父显然不满的怀疑之中，以及要他凭着良心对崩溃的体制的憎恶之中，他以后的行动是欠缺的。他很明白，在和路茜相恋的时候他放弃了他的社会地位，事情仓促，并不完美，然而他自己毫不在意。他知道他本早应有步骤地完成好和监察好，他曾想做，但一直没做。

他在英国所选择的家庭幸福，努力工作的必要性，时代的急剧变动，事变如此迅速接踵而来，甚至这一周的事故取消了上周没有成熟的计划，因此下周得重新开始；他深深知道他曾屈服于外界环境的压力：——没有感到不安，然而又没有继续主动抵抗。他曾经多次遇到有所作为的机遇，而又每次在反复挣扎中失去机会，直到贵族们从法国逃出来，他们的名位被除掉，财产被没收，被毁掉；这些情况他自己很了解，法国新政权将会知道因此而谴责他。

但是，他从来不曾压迫过任何人，不曾监禁过任何人；他也不曾强迫勒索过他应得的租税，还主动放弃它们，不图便宜，自食其力，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盖白勒先生是照书面指示行事，管理那些贫瘠的庄园，同情人民，把能给予他们的东西全给了他们；譬如冬季发给烧柴，夏季给他们一些收租的农作物（在高利贷者容许时），而且，毫无疑问，盖白勒为他自己的安全定在申诉中证明了这些事实，所以，现一切都会明白的。

这促成了查尔斯.达雷的决心，不顾一切要前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