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几瓶药打开，嗅了嗅，并且把塞子放在嘴皮上尝了尝。假如除了麻醉剂之外我用任何本身有毒的药品，我就不会这样做。

“‘你怀疑这些药吗？’老二问。

“‘先生，你看，我正用它们。’我少许回答。

“花了很大气力，我才使这女孩吞下给她的药丸，我想过一会之后再给她吃，并且等着看药丸的效果，所以我坐在她床边。有一个胆怯的妇女（楼下那人之妻）在伺候着，此时退避角落里了。这住宅阴湿荒凉，陈设简单——长期无人居住，现在有人住也是暂时的。窗上钉着某种厚重的旧帏幕，可挡住一些喊声。叫喊仍然照旧在继续，‘我的丈夫，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从一数到十二，然后‘哈唏！’迸发出猛烈的疯狂，所以我不解开她的手上的绑带，不过设法使手臂不那么疼痛。在这种病症中唯一的希望是我的手在她的胸口使她有所镇定，使那身体有片刻安宁。叫喊是无法平息的，那喊声好像钟摆一样有规律。

“由于我的手有这种神效（我假定），我曾在床边坐了半点钟，那两兄弟也在那里照看，然后老大说道：

“‘还有另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道，‘是急症么？’

“‘最好你自己去看吧，’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接着便拿起一盏灯。****

“还有一个病人躺在一间二层楼的后楼里，也许是马厩顶楼吧。里面有一段泥塑的顶棚，棚以外是空的，通向瓦盖的屋脊和梁。这地方的一部分储藏着各种草类、柴捆，和沙上有一堆苹果。我必须经过这地方，才可能到别的地方。我的记忆是毫不含糊的，非常准确的。在我被囚的第十个年头的十二月，在巴士底狱的牢房里，我还能记起一些细节情况，今天看见这一切，就像那一夜我看见它们一样。

“在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英俊的少年公民，他头下枕着一个褥垫——最多不过十七岁的样子。他仰躺着，紧闭着牙关，右手抚着胸口，直勾勾的、发光的两眼盯着上面。当我弯起一只膝盖跪在他面前时，我发现不了他的伤口在何处，但我发现他受了致命的刺伤，正在垂危之中。

“‘我的可怜的孩子，我是医生，’我说，‘让我瞧瞧。’

“‘我不要看，’他回答，‘由它去吧！’

“伤口正在他的手下，我尽量设法要他把手挪开。这是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之前被剑刺伤的。即使给他立刻医治也无法拯救他的生命，他也在死亡的边沿。当我转眼望着那老大时，见他低头望着那濒于死亡的英俊少年，好像他是一只受伤的小鸟，或家兔，或野兔似的，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的同类。

“‘怎么会这样？先生。’我说。

“‘一个发疯的狗杂种！一个农奴！他威胁我的兄弟，就倒在他的剑下——好像一个上流人一样。’

“这种回答毫无人情，伤感和同情。发言者好像认定这与人不同种类的生物死在那里是不大容易的事情，假如按他所属的虫类那样静静地死去，那就更好了。他对这少年，或他的命运是不会有什么同情之心的。

“当他谈话时，少年的眼睛慢慢转向他，然后又缓缓地转向我。

“‘医生，他们是很骄狂的，这些贵族，但我们这些贱狗有时也很骄傲。他们掠夺我们，凌辱我们，毒打我们，杀害我们；不过，我们有时也会有一点自尊心。她（在叫喊）——你看见过她么？医生。’

“尽管由于远离，这叫喊有些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听见的。他说起时，好像她就躺在我们身边似的。

“我说，‘我看见过了。’

“‘她是我的姐姐，医生。这些贵族，多少年来，在践踏我们姐妹们的贞操与品格，但我们之中依然还有正派的好女子。我知道，而且曾听我父亲说过。她是一个好女子。她已经与一个好青年订婚：他的一个佃户。我们全是他的佃户——站在那边的人的佃户。另一个是他的兄弟，最坏的家伙。’

“就体力来说，这位少年连说话都很费力；但是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支撑他，使他才有充满活力的谈话。

“‘站在那里的那人在劫掠我们，毫无同情地收租抽税，因为贵族占有我们这些贱狗；要我们为他无偿的劳动，还要到他的磨坊里去磨我们的谷子，必须用我们的谷子喂养他的家禽，而不许我们自己养一只家禽。即使偶尔有一点肉，我们也不敢吃，关起门窗，恐怕别人看见后将它掠夺而去——我们是如此被劫掠，遭捕猎，弄得贫穷万分。我们的父母因此告诉我们生儿育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最要祈祷的是我们的女人不会怀孕，使我们这种悲贱的种类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