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蔼尼斯特.德法格，圣安东尼区酒铺。”

“好。”

“他的妻子狄尔斯.德法格。”

“好。”

“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梅尼特。”

法庭里顿时一阵喧闹起来，此时，梅尼特医生突然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主审官，我提出严重抗议，这纯属捏造和诬陷。你明知被告是我的女儿的丈夫。对于我来说，比我生命更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和她所爱的人。说我控告我的女婿的那诬告人是谁呀，在哪儿？”

“公民梅尼特，安静些。不依从法庭的权威就等于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至于什么比你的生命更宝贵，作为一个良民却认为没有什么比共和国更宝贵。”

这番谴责获得阵阵喝彩与称赞。主审官按铃，又继续热烈地发言：

“假如共和国要你牺牲你的女儿，你就得义不容辞地牺牲她。以后只听着，不要做声！”

又一阵发狂的欢呼声。梅尼特医生坐下，看看周围，他的嘴皮发抖，他的女儿更靠近他一些。在陪审席上的那位贪婪的人搓了搓双手，又照常将一个手指放在嘴上。

当法庭安静下来后可以听见申诉的时候，德法格出庭了，他简单说明他还在少年时代就为医生服务，医生后来被捕，以及被释放后交托给他的经过情况。接着是法庭上简短的讯问，这种法庭审判是快速的。

“在夺取巴士底狱时你有过功绩么？公民。”

“我确信会有。”

这时，一个激动的妇女突然从观众里站起来：“那时你应该是最有功的爱国者。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一天你在那里任炮手，当那该死的堡垒陷落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进去的人。爱国者们，我的话全是真的！”

在观众的赞叹声中，这样帮助诉讼的便是名叫复仇的人。主审官按铃，但是复仇理直气壮地喊道，“我不听那铃声！”同时又给她许多赞美。

“公民，告诉法庭你那一天在巴士底狱里所干的事。”

“我知道，”德法格说，低头瞧着他的妻子——她站在他走上来的石阶下面，仰望着他：“我知道医生被囚禁在北塔一百零五号牢房里。是他告诉我的。当时他除了知道北塔一百零五号这个代号外，根本忘了他自己的名字，我的任务是照顾他做鞋子。当我放炮的时候，我就决定，等到攻下之后，我定去考察一百零五号房。当攻下后，在一个狱吏的指引下，我和现在陪审的一位同志爬进那牢房里，并仔细地进行了考察。在烟囱的一个洞里，搬开一块石块，发现一份文件；这就是那文件。我曾细心地研究过梅尼特医生的字迹。这是梅尼特医生手写的。现在，我把梅尼特医生亲笔写的这文件交给主审官。”

“宣读给大家听吧。”

在这死一般的沉默与静寂之中——受审的囚犯亲切地望着他的妻子，而妻子看了他一眼后就带着焦虑和忧郁望着她的父亲。梅尼特医生两眼盯着宣读者，此时，德法格太太的眼睛一直凝视着犯人，而德法格的眼睛始终不离开他的欢快的妻子，其它眼睛都注视着医生，而医生却不瞧任何人一眼——文件宣读如下。

10影子的实体

“我，亚历山大.梅尼特，是一个不幸的医生，出生于波伐，后移居巴黎，我于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月在巴士底狱我的一百零五号牢房写下了这忧郁的文件。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偷空写成。我设法将它隐藏在烟囱的壁墙里，非常艰辛地，慢慢地造了一个隐藏它的洞。也许当我和我的愁苦都化作尘烟的时候，会有仁慈之手将它取出吧。

“在被囚禁十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用锈铁尖蘸着烟囱里的煤灰和炭烬，又用血混合，很吃力地写下这些字。我早已失去了希望的信心。从种种不祥的征兆来看，我知道我自己不能长久保持理智不受损伤，但是我依然庄重声明：此刻我怀着正常的心态——我的记忆确实准确无误——我敢担保我的最后留言的真实性，无论它是否在上帝的审判席上将被宣读。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第三周（大约二十二号），一个有云的月夜，我漫步走到塞纳河码头的僻静处，寒冷的新鲜空气扑鼻而来，从这里到医学校街我的住处大约需一个钟头步行。突然一驾马车从我背面驶来，近乎飞驰。我立刻让出路来，恐怕被撞到，此刻，马车里的一人从车窗里伸出脑袋，叫马夫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