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19世纪60年代，激进的和民粹主义的批评气愤地对待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因为他们在小说里没有找到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描绘和对农奴制的揭露。

然而，很典型的是，19世纪60年代民主主义批评最有远见卓识的代表М，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敏锐地把握住对小说的批评。他没有在出版物上发表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但在口头谈话中公正地指出：“伯爵狠狠地嘲弄了我们所谓的‘上流社会’。”（Т，А，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第3版，图拉，1958，第343页）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批评文献中，有一些军事作家的评论文章能够正确评价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创新。《俄罗斯残疾人》报的工作人员Н，拉奇诺夫于1868年发表一篇文章（4月10日，第96期），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在描写战争场面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把对申戈拉本斯基战斗的描写评价为“历史和艺术真实的顶峰”，并同意托尔斯泰对波罗金诺战斗的处理。

著名军事活动家和作家М，И，德拉戈米罗夫1868-1870年发表于《兵器文集》的文章内容丰富。德拉戈米罗夫认为，《战争与和平》应该成为每一个军人手边必备的书：战争场面和部队生活的情节“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能够成为对任何军事艺术理论教程最有益的补充之一”。德拉戈米罗夫特别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在讲述“虚构的”，但又是“活生生的”人物时善于传达“战斗的内部方面”。德拉戈米罗夫在与托尔斯泰关于战争的“自发性”观点和在战斗过程中指挥员意志的意义的观点进行辩论时，公正地指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小说中呈现了美妙的画面（例如，申戈拉本战斗开始前巴格拉季翁巡视部队），这些画面描绘了真正的统帅控制部队的精神并因此在战斗中指挥人的这种能力。

就整体而言，《战争与和平》在一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同时代人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评价。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费特都把《战争与和平》作为一件伟大的、不平凡的文学事件来看待。

1870年1月1日，费特在写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热情地赞誉小说，指出小说最本质的一个方面：“您在我们面前创造出生活的日常内幕，不断指出其中英雄主义闪光点的有机增长”[1151]。

陀斯妥耶夫斯基称《战争与和平》是“地主文学”“壮丽的”和“最后的”话（见1871年5月18（30）日写给Н，Н，斯特拉霍夫的信），显然，这一评价的基础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是贵族阶级的代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的一份草稿中再一次称托尔斯泰为“贵族历史学家”，或者说得更好听一些，是文化阶层的历史学家，并且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画面的公平合理和现实性赋予描写以惊人的美妙，在这里除了展示天才、荣誉和义务的代表之外，还展现了许多恶棍、可笑的小人物和傻瓜”。（《原理》，1922年第2期，第219页）1876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这样写道：“我得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那就是，除长诗以外的文艺作家应当十分准确地（历史地和现在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在我看来，我们这里只有一位显示出这一点——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152]。

在Н，С，列斯科夫1869-1870年发表在《市场报》上没有署名的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十分正确的评价。

列斯科夫称《战争与和平》是“最优秀的俄罗斯历史长篇小说”，“现代文学的骄傲”。列斯科夫高度评价小说的艺术真实和简洁，尤其强调为把“民族精神”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比所有人都做得多的”作家的功勋。“除了个人的性格外，作者的艺术研究，对大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精力充沛地集中于全民的性格，而人民的全部道德力量都集中在与伟大的拿破仑进行斗争的军队中。在这一意义上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在某一方面可称得上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史诗，这场战争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但远没有自己的歌颂者……作者以自己著作的许多精彩页面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真正史诗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屠格涅夫的观点与这一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相一致。屠格涅夫放弃了自己最初关于小说的许多批评观点，特别是关于小说的历史方面和军事方面，以及关于托尔斯泰心理分析方法的批评观点（见上面提到的Н，Н，古谢夫的书中屠格涅夫观点汇编，第863-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