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尔斯基得知别祖霍夫在奥廖尔以后，虽然和他从来没有很深的交情，但还是到他这里来表示友好和亲热，就像通常人们在沙漠中相遇时所做的那样。威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感到寂寞，因此十分高兴能够遇到和自己属于同一个圈子以及他认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但是令威拉尔斯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已大大落后于真正的生活，并且断定他陷入了冷漠和利己主义之中。

“您落伍了，亲爱的。”他对皮埃尔说。然而威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在一起比以前感觉更加愉快，于是他每天都到他这里来。皮埃尔现在看着威拉尔斯基和听着他说话，想到自己不久之也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

威拉尔斯基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忙于管理妻子的庄园、自己的公务和家事。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务是生活中的障碍，它们都是鄙俗的，因为它们都以他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目的。军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济会的想法常常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皮埃尔并不试图改变他的观点，也不责备他，而是带着他现在常有的那种平静快活的嘲笑观察着这种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现象。

在与威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他现在遇见的所有人的关系中，皮埃尔身上有一个新的博得所有人好感的特点：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曾经使皮埃尔不安和恼怒，而现在却成为他同情和关心人的一种基础。人们的观点和自己的生活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观点的差异乃至于有时完全的矛盾，让皮埃尔感到高兴，并激起他嘲讽而又温和的微笑。

在实际事务中，皮埃尔现在出乎意料地感到他有了过去没有的重心。从前与钱有关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常常遇到的有人向他要钱的问题，总让他陷入进退两难和困惑不安之中。“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而他需要钱。但是另外一个人更需要。谁更需要呢？也许他们俩都是骗子吧？”从前他在这些推测中总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于是只要他有钱就谁都给。从前每次遇到有关财产方面的问题，当有的人说应当这样办，又有的人说应当那样办的时候，他就处于这种困惑之中。

现在，令他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他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再也不存在犹疑和困惑了。现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按照连皮埃尔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则决定什么需要做和什么不需要做。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金钱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他现在无疑知道，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新法官为他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被俘虏的法国上校向他提出的请求，这位上校来找他，大谈自己的功绩，并在最后几乎像提出要求似的提出，要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他好寄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而又泰然自若地回绝了他，后来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从前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如此简单和容易。然而在拒绝上校的同时，他决定必须用点巧计，以便在离开奥廖尔时让那个意大利军官能收下一些钱，他显然是需要钱的。皮埃尔在妻子的债务和修复还是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的问题的处理上，再一次证明了他对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确实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总管来到奥廖尔找他，于是皮埃尔和他一起对自己的已经发生变化的收入做了大致的估算。按照总管的估计，莫斯科大火让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

总管为了安慰遭受这些损失的皮埃尔，给他算了另外一笔账，说他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但是如果他拒绝偿还他没有义务偿还的伯爵夫人欠下的债务，如果他不打算修复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的那些每年要花费八万卢布却毫无收益的住宅，这样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是的，是的，这话说得对，”皮埃尔高兴地微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些我都不需要，我因财产受到破坏而变得富有多了。”

但是，一月份萨维利奇从莫斯科来，讲了莫斯科的情况，讲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近郊的别墅所做的预算，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似的。与此同时，皮埃尔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写来的信。这些信中都提到了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为，总管提出来的他非常喜欢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该去彼得堡了结妻子的事情并到莫斯科盖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无疑知道，应该这样做。他的收入由于这一决定而减少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做；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威拉尔斯基也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商定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