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讲话总是非常准确、平静、而且彬彬有礼，他从不浪费一丝精力，总是只谈论涉及他个人的事。这种呆板也表现在国家改革家和表面上异常积极的活动家斯佩兰斯基身上，尤其是当安德烈公爵发现他冷漠的、神秘莫测的、漠视一切的目光时，看到他毫无意义的微笑时，听到他生硬而清晰的笑声时。此外，朝廷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和拿破仑的达武元帅二人呆板的眼神与“生活的活跃”形成鲜明的对比。伟大的统帅拿破仑本人总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就像斯佩兰斯基一样，他有一副“冷漠而自信的脸”和“把每一个字母都说清楚的刺耳、准确的嗓音”。

托尔斯泰不仅揭示人的性格特点，而且揭示人瞬间的内心活动，有时也突然使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活跃起来，使这些冷漠清晰的人活跃起来，于是瓦西里公爵就不再是他自己了，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他，别祖霍夫老伯爵去世时，他嚎啕大哭；娇小的公爵夫人预感到自己的难产时也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达武元帅瞬时间忘记了自己残酷的责任，把被捕的皮埃尔看作人，看作兄弟；一直都很自信的拿破仑在波罗金诺战役那天也感到惊惶失措，无能为力。托尔斯泰相信，“人就像河流一样”，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和作任何发展的能力。当那些思想僵化，自以为是的人想到死亡或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这种能力就会出现（用死亡考验生命——这是托尔斯泰惯用的情节）。但是对这些人而言，“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他们不能脱离他们“习惯的道路”；直到小说结束他们也始终这样内心空虚，恶习累累，令人愤懑。

外表静止不变是内心冷酷无情，精神消极颓废，对个人和自己阶层利益以外的共同生活漠不关心的最准确特征。所有这些冷漠而虚伪的人们都不能意识到危险，不能体会到俄国人民遭受拿破仑入侵时的艰难处境，也不能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他们只有通过虚伪的爱国主义游戏振作精神，如：安娜·帕甫洛夫娜·舍列尔或朱丽·卡拉金娜；通过国家受到威胁时所获得的小衣柜来振作精神，如：贝尔格；通过接近高层权力机关或期待奖品和职务的提升来振作精神，比如波罗金诺战役前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

他们虚幻的生活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毫无生气的。由于接触到真正的情感和思想，他们的生活渐渐地衰落瓦解。托尔斯泰写道，甚至皮埃尔对艾伦的爱慕之情，虽深刻却很自然，抑制了一切，并使安娜·帕甫洛夫娜沙龙里的虚伪话语萦绕不绝，在这里“玩笑并不好笑，新闻并不有趣，热闹也显然是虚假的”。

但是虚伪的渺小，真情的伟大在整个俄罗斯面临威胁的时候表现得最为鲜明。

托尔斯泰笔下优秀的主人公在12年的考验中都合乎历史潮流，因此他们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并获得了幸福。在托尔斯泰的书中，功勋与幸福并行。12年前皮埃尔似乎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充满了“等待可怕事情时的高兴”（对托尔斯泰的诗体风格而言，这种对立原则的结合是很典型的——存在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艺术中实现的）。经历了这些“必然会改变他整个一生”的灾难之后，皮埃尔相信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作为坚定的信念他说出了全书最珍贵的思想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把我们从习惯的道路上抛弃，一切都会完蛋，而新的美好东西就会马上从这里开始。”能够摆脱习惯的生活条件，打破现有的生活框架，以便于参与到新的人民的活动中去，这是该小说最初的主要情况。《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描写由严酷历史事件引起的进行生活的伟大革新的书，而修饰语“新的”在讲述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时占首要地位。

有可能会觉得，在托尔斯泰史诗般的内容中，他认为人民的世界观是不变的，从人民中来的人是没有心理发展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像库图佐夫或卡拉塔耶夫一样的史诗般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变化能力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反映出来。这种能力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天生的本领，总是能与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相一致，并与全部生活进程平行发展。托尔斯泰创造的探索型的主人公付出了内心斗争、精神探寻和痛苦的代价，而这是具有史诗般气质的人们所固有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普通的人们也能够“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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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所有喜爱的主人公都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但他们总是处于精神变化和道德成长的能力范围之内。皮埃尔堕落的最低点不是他生命中对自己不满，加入阿纳托利·库拉金酗酒行列的那个时期，而是当他突然进入一种无所追求，胡思乱想的状态的时候，因为“他的轨道早已铺就并永远被确定，因此，不管你怎么努力，他依然还会是那样，所有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也都会是那样。”在托尔斯泰不断探索的主人公那里，心灵安慰和精神冷漠说明的只是道德疾病的短暂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不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