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坚决强调，人们的个人生活应该独立于上层政治游戏之外，如：皇帝的召见，统帅的命令，斯佩兰斯基之流的国务活动家的决定。托尔斯泰经常发现并指出，自己主人公的命运与人民的生活及俄罗斯人民进行斗争的结果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当作者觉得，小说的全部情节应集中于对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博尔孔斯基重新产生爱情的命运的推测上时，作者写道：“无论对博尔孔斯基来说，还是对整个俄国来说，悬而未决的生死问题阻碍了所有其它的推测。”

在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他妹妹的心中，在娜塔莎·罗斯托娃和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心中都隐含着人民的爱国热情。对斯摩棱斯克的贵族费拉旁托夫绝望的叫喊声：“完蛋了！俄罗斯！”老公爵博尔孔斯基在临死前的痛哭声将它作为回声来反应的：“俄国完蛋了，一切都完了”，而库图佐夫却痛心地叹息：“给弄到何种地步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俄罗斯得救了！”。正是在这个农奴制的俄国皮埃尔看到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那种在雪地里，在这一区域支持着这一完整的、特殊的统一民族生存的力量”。

在《战争与和平》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命力都受到“人民思想”的检验，在与波罗金诺战场上的士兵和民兵的正义、朴实和力量进行比较时，皮埃尔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在人民中，他的优良品质，也就是力量，轻视舒适的生活，纯朴和大公无私，则是必需的。在战争期间和被俘期间皮埃尔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想“走进这个普通的生活，去全身心地深刻体验，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对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最高奖励是团里的士兵给他起的绰号“我们的公爵”，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伟大”的拿破仑关于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美好死亡”的话语是虚伪的、毫无意义的，而甚至由一名没有指出名字的炮兵士官对博尔孔斯基勇敢的夸奖是对他名副其实的和最充分的评价。

小说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的主要特点十分鲜明地展现在法国人进入莫斯科之前，她强迫把家里的财产从大车上抛下来，而带上那些伤员的时刻；在其它幸福快乐的时刻；在俄罗斯的舞蹈中；在她对民族音乐的酷爱中表现出饱含民族“精神”的全部力量。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同样也是一位朴实的，不爱交际的，封闭在自己内心世界的女孩，当她愤怒地拒绝自己的女伴，法国人布里恩的建议，不愿归顺入侵者，并拒绝留在拿破仑的权力机构中时，她就突然改变了样子，不可计量地在我们眼前成长起来。

历史人物的真实意义也受到《人民的思想》的检验，斯佩兰斯基“聪明的”决定被否决了，因为他的那些决定脱离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与人民生活的利益格格不入。

构成《战争与和平》审美激情的“道德情感的纯洁”证实了俄罗斯人民对伟大这一观点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而言，没有朴实、善良和真理，就没有伟大。”

拿破仑遭到无情的揭露，因为他为自己选择了“民族的刽子手”这一罪犯的角色，而库图佐夫作为一名善于使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服从于人民感情的统帅成为伟人。他在红色村庄附近检阅部队时，“人民的意见”赞美他，而拿破仑在士兵们的下列谈话中受到了批判：

“如果我捉住了他，我就按照我的习惯，把他埋入地下。而且是用山杨棍子把他打死。要不然他会毁掉很多人的性命。”

“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他将不再在我们的土地上行走。”

“人民的思想”是反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它为解放斗争祝福，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捍卫自己独立的权利。

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得到无可非议的战争勇士尼古拉·罗斯托夫，严厉的战争分析家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哲学家皮埃尔·别祖霍夫的领会。

在《战争与和平》这部著作问世之前，俄国文学界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忠实地、充分地反映全民族的心理，最主要的是，这种民族心理与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如此接近。难怪列宁在读了《战争与和平》之后说：“在此之前在文学界还没有真正的庄稼汉伯爵。”

《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勃里库什卡》的作者非常了解俄国农村的生活以及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与和平》中，农奴制的惨状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这种惨状比他那个时代的半农奴制的、资本化的俄国社会灾难更触目惊心）。的确，我们知道皮埃尔庄园里农民的悲惨状况，知道伊拉金为了一条名叫叶尔祖的狗而把三家农户献给了隔壁的地主，我们也知道，老公爵博尔孔斯基因为生气就用拐杖砸菲利浦，然后立即安排人送他去当兵，但这一切都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博古恰罗沃的暴乱场面是这个平面上唯一鲜明的事件。在这里，托尔斯泰忠实而出色地描写了农民的心理。农民暴动的本身被看成是人民生活暗流活动的结果，也就是指出了深刻的、意味深长的原因，而不是表面的、偶然的原因。但是，在整个这部小说的上下文中，博古恰罗沃的农民暴动被看作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民天真地相信，法国的皇帝会给他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