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冈察洛夫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说，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托尔斯泰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真正狮子”。小说《战争与和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引起批评界的极大兴趣。

有关小说的批评文章成百上千，其中有些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比如：Д，И，皮萨列夫的《旧贵族》，П，В，安年科夫的《Л，Н，托尔斯泰伯爵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问题和美学问题》，М，И，德拉戈米罗夫的《从战争观点看托尔斯泰伯爵的＜战争与和平＞》，以及Н，Н，斯特拉霍夫的一些文章，等等。从整体而言，60年代的文学批评没有能够正确而深入地解释和充分地评价托尔斯泰的伟大创作。

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激烈思想斗争的环境下，在政府的反动势力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和准备民粹运动的环境下，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其受到肯定，而不是批评的激情，本应当引起急进派政论家的不满，尤其是小说开始在反动杂志《俄罗斯通报》上开始发表。在《战争与和平》完成的那一年出版了Н，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这是当时时代的政治宣言。先进的文学批评要求艺术展示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和道德的对立，将社会引向“分离”。《战争与和平》赞扬“共同的生活”，“民族的统一”，这不能不在这些社会环境下发出尖锐的不和谐音。另一方面，小说的“人民思想”被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乡土主义阵营的批评家们按自己的方式所曲解，他们宣布托尔斯泰为自己的“勇士”，把《战争与和平》宣布为“人民派别”的圣经，并以此加深了民主主义阵营反对托尔斯泰的情绪。自由主义的批评和往常一样成了中间派。

安年科夫在1868年发表于自由主义杂志《欧洲通报》（第二期）上的文章中指出，托尔斯泰在描绘军事生活场面和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时表现出非凡技艺：把历史的陈述与讲述主人公个人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复杂结构。按照安年科夫的说法，“小说光耀夺目的一面在于自然和简洁，他以这种自然和简洁把世界的事件和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降低到他所选择的每个见证人的水平和视野所及的程度。”

后来，安年科夫称斯佩兰斯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为“伟大的平民知识分子”，他抱怨，托尔斯泰没有将这一“比较粗鲁、严厉和奇特成分”的“某种杂质”引入自己的小说。

安年科夫肯定地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俄罗斯小说史上的一个时代”，并以此结束自己的文章。

在这里，他与Н，Н，斯特拉霍夫对小说的评价相一致，Н，Н，斯特拉霍夫1869-1870年在俄罗斯乡土主义杂志《霞光》上发表过几篇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文章。“《战争与和平》是天才的作品，它与俄罗斯文学所诞生的所有最优秀的和真正伟大的作品不相上下，”斯特拉霍夫在一篇小简讯《文学新闻》中写道，在简讯中他报道了“期待已久的第5卷”的出版。斯特拉霍夫在整部小说出版后所写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肯定地说：“完全清楚的是，从1868年，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世起，那种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东西的组成，也就是我们文艺作家的组成，实际上获得了另一种类型和另一种意义。Л，Н，托尔斯泰在这一组成中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这一位置高不可测，把他置于远远高于其它文学水平的位置……西方的文学家目前还拿不出任何等同于，甚至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来。”斯特拉霍夫无容置疑的功劳在于，他第一个“赋予《战争与和平》以极高的意义，这种意义过了很久之后小说才获得，并且永久地保留下来”。托尔斯泰本人曾经这样说。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使他“感到高兴”[1150]。

然而，斯特拉霍夫在高度评价《战争与和平》时，以自己所需的精神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进行了阐释，因而他远离了对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真正理解。斯特拉霍夫没有注意《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开头，把它称为“家庭编年史”，因此贬低了天才作品的意义。斯特拉霍夫依靠格里戈里耶夫的美学评价，发现了在托尔斯泰小说的内容中体现了格里戈里耶夫最喜爱的关于“温顺的”的俄罗斯型优于“凶猛的”欧洲型的思想。斯特拉霍夫吹捧体现在卡拉塔耶夫这一形象中的俄罗斯农民心理中的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特点。斯特拉霍夫把整个“俄罗斯民众”列入“温顺英雄主义”的代表，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颂扬举起“人民战争粗木棒”的人民的积极英雄主义，颂扬在吉洪·谢尔巴托依这一形象中特别鲜明地被人格化了的英雄主义。托尔斯泰在1876年批评斯特拉霍夫《世界是完整的》一书时所说的话是对斯特拉霍夫虚假思想的驳斥。斯特拉霍夫在书中重申了自己将人划分为“积极的人”和“消极的人”的观点。“我在这里听见格里戈里耶夫不成功的关于凶猛型和温顺型思想的余音，这一思想我从来也没有明白过，”托尔斯泰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后来他又指出，在生活中正是这些“不积极的，消极的”人，也就是人民，“耕地，播种，雇佣，经商，分配钱，旅行，征兵，指挥，最主要的是生育和教育像自己一样的和优秀的人。”（第62卷，第236-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