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后，极力要展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一听到说这些，库图佐夫便不得不皱起眉头），他坚持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的目的一清二楚：假如坚守失败，责任就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是他命令部队不战而退到麻雀山；而一旦成功，功劳就是他的；假如他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就为自己洗清了放弃莫斯科的责任。但现在库图佐夫已不去考虑这个阴谋算计了。他正在考虑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没听到任何人给过答案。现在他一心想着的问题是：“难道是我把拿破仑放进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我向普拉托夫下达撤退的命令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打瞌睡而让贝尼格森指挥军队时？抑或是更早？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莫斯科就应该放弃、部队就应该撤退，这个命令就应该下达”。他觉得下达这个命令就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喜欢权力、习惯用权（他曾在土耳其当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公爵受到的敬重令他羡慕不已），他坚信，他注定要担负起拯救俄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违背皇上旨意的情况下，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种危难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统帅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当作自己的敌人；他一想到将要下达的命令便不寒而栗。但该下决心了，该中止周围的那些谈论了，那些谈论已变得过分随便起来。

他把几位职务高的将军叫到身边。

“不管我的头脑好用还是不好用，现在只能指望它了[812]。”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向菲利赶去，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瓦斯齐扬诺夫家最好的一间宽敞的木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个农家的一大家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挤到了过道对面的黑屋[813]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六岁小孙女玛拉莎待在大屋的火炕上，公爵殿下最喜爱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火炕上羞怯而又兴奋地看着一个接一个进来，在圣像下面上座的宽凳上坐下来的将军们，瞧着他们的面孔、军服和十字勋章。而老爷爷，玛拉莎在心是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的，独自坐在火炕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整个身体都陷进折椅里，不断呼哧呼哧地喘气，把已经敞开的礼服领子抻直，好像领子紧得让他难受。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都往元帅跟前去一下，他跟一些人握握手，对一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本想把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拉开，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向他摆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了，公爵殿下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农民家的杉木桌子上摆满了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子旁围的人太多了，勤务兵不得不再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桌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这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在圣像正下方的上座上坐的是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苍白的脸上显着病容，高高的前额与谢了顶的秃头连在一起。从昨天开始他就得了疟疾，此时他浑身发冷、酸痛。与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小声（当时大家都这样说话）对巴克莱说着什么，飞快地打着手势。又矮又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上扬，双手重叠放在肚子上，他在侧耳倾听。另一面坐的是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宽脸盘，五官英俊、双目炯炯有神，他把头拄在一只手上，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面带急不可耐的表情，习惯地把鬓角的黑发向前卷着，他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门口。科诺夫尼岑那刚毅、秀气、和善的脸上露出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对她挤眉弄眼，逗得小姑娘忍不住笑起来。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巡视一遍阵地，其实是在享用美味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这段时间没有开会，都在小声地谈论别的。

贝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他坐的角落向桌子挪了挪，但还是没让桌子上的蜡烛照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提出一个问题，会议就开始了。这个问题是：“是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坚守莫斯科？”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有人都眉头紧皱，在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气呼呼的喘息和咳嗽声。所有的目光都对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到他的脸皱皱起来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