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就听见汽笛声，看见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声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会刮冷风，因为这是橡树发芽的时节，确实，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刮冷风。但是，尽管我不知道在橡树发芽时节刮冷风原因何在，我却不同意农民所说的刮冷风的原因就是橡树在发芽，因为风力是不受橡树发芽影响的。我看到的仅仅是各种生活现象中条件的巧合，我知道，不论我怎样认真地观察时针、阀门和火车车轮以及橡树幼芽，我都无法弄清祈祷的钟声、火车的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的运动规律。历史学也应该如此。这种尝试已经有人做了。

要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对象，别去管那些沙皇、大臣和将军们，而去研究支配着普通大众的同类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说不出，这种方法能让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人的头脑无需付出历史学家们描述各个帝王将相的活动并就这些活动叙述自己看法所花精力的百万分之一便可认识历史规律。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了俄国。俄国军队和百姓避免交战，步步后退，一直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军速度越来越快，直逼这次行动的目的地——莫斯科。越接近目标，它的加速度越大，犹如自由降落的物体，越接近地面，物体的速度越快一样。身后是几千俄里没有粮草补给、只有仇视它的国家，而前方距目的地只剩下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似乎只凭着一种惯性，入侵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对敌人的仇恨情绪越来越烈；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集聚起来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最后双方军队在波罗金诺遭遇了，遭遇之后双方军队都没溃散，但俄军立刻后退是必然的，就像一个球碰上另一个比它速度快的球一样，它肯定要弹回来。而快速进攻的球必然会向前滚动一段距离（尽管在碰撞时它所有的力量都丧失殆尽）。

俄国人撤退一百二十俄里，退出了莫斯科，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后，便停了下来。此后的五个星期没有发生过一场战斗。法国人不再前进。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血的野兽，舔着伤口，在莫斯科待了五个星期，没采取任何行动。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他们开始往回逃跑，奔向卡卢加大道（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场再次落到他们手里），没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越来越快地向斯摩棱斯克逃跑，然后跑过斯摩棱斯克，跑过维尔诺，跑过别列津诺，接着往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傍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他们赢得了波罗金诺会战。库图佐夫给皇上的信就是这样写的[809]。库图佐夫命令准备新的战斗，要把敌人彻底击溃，这不是因为他想欺骗谁，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击败了，参加会战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当晚和次日，接二连三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惨重、军队伤亡大半的消息，再打一场新的会战从实力上来说已不可能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齐全，伤员还没有运走，弹药还没有补充，伤亡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空缺的指挥员还没有替补，士兵们还没有吃饱睡足之前，组织一场新的战斗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在会战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现在似乎是以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向俄军冲来。库图佐夫本想第二天发动进攻，全军都希望如此。但要想进攻，仅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可能，而这种可能当时是不存在的。不得不后撤一天的行程，以后又不得不再向后撤一天，接着是第三天，到九月一日，军队逼近了莫斯科。尽管军队士气高涨，但客观形势还是要求部队撤到莫斯科以外。于是他们又向后撤一天的行程，这是最后的一天，就这样，莫斯科落入了敌手。

有些人习惯于认为，统帅们制定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时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设想某某战役应该怎样指挥，因此这些人总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如此这般行事，为什么他没有据守阵地而赶到菲利，又为什么没有立即放弃莫斯科，撤退到卡卢加大道等等。习惯于这样思维的人，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任何一位总司令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些必备的条件。统帅的行动根本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轻轻松松地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分析、考虑某一个战役，已知敌我双方部队的数量，知道具体地形，从某个已知时刻开始我们的设想。总司令在某一事件开始时，永远都不能处在我们分析这个事件时的已知条件中。总司令总是处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因此他不能时时刻刻把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考虑周全。事件的意义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在事件的意义逐渐地、不停地显露的每一时刻，总司令还总是处在阴谋、忙碌、服从、权力、计划、建议、威胁、欺骗等错综复杂的伎俩中心，处在要不断地回答无数自相矛盾的问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