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笔记中对这段时间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多次写道[898]，当时他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保持首都的安宁，二是把居民疏散出去[899]。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目的的话，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为就都是无可指责的了。为何没把莫斯科所有的圣物、武器、弹药、火药、贮存的粮食都运出去？为何要用莫斯科不会沦陷，不会被毁的谎言来蒙骗成千上万名群众？就是为了保持首都的安宁，这就是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回答。为何要把政府机关一捆捆废纸和列比赫的气球及其它物品运出去呢？是为了让首都成为一座空城，这又是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回答。只要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了人民的安宁，所有的行为就都是无罪的了。

历来恐怖灾难的惟一借口就是关心人民的安宁。

然而，一八一二年拉斯托普钦伯爵为莫斯科人民的安宁的担心又有何根据呢？什么原因会导致城里有造反的倾向呢？居民离开了，撤退中的部队挤满了莫斯科。为什么因此老百姓会造反呢？

不仅莫斯科，整个俄国在敌人入侵之际都没发生类似造反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莫斯科还有一万多人，除了聚集在总司令院子里的人群和他自己招来的人以外，什么事也没发生。显然，如果说波罗金诺会战后莫斯科将会沦陷，或者至少有这种可能时，如果当时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来鼓动老百姓，而是采取措施运出所有的圣物、火药、弹药和金钱，并且直接向老百姓宣布城市要被放弃了，那就更不必担心老百姓会造反了。

拉斯托普钦是个性子火爆，容易激动的人，他一直周旋于高层人物中间，尽管他爱国热情有余，但对他所管辖的老百姓却了解不足。自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人民感情——俄罗斯之心的领导者。他不仅觉得（每一个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他在领导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而且他还觉得他通过用那种格调低下的言辞写成的告民众书和传单引导着他们的情绪，而这种言辞老百姓是看不起的，当上面用这种语言时他们也是听不懂的。拉斯托普钦是如此喜欢充当人民感情的领导者这个漂亮角色，他对此已习以为常，而现在必需退出这个角色，必须没有展示一点英雄主义效果就放弃莫斯科，这让他有点猝不及防，突然间让他失去了脚下的土地，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事先他知道，但到最后一刻他还是从心里不愿相信莫斯科的失守，对此没做任何准备。居民们都违抗他的意志离开了莫斯科。如果说把政府机关搬出去，那仅仅是伯爵迫不得已同意的官员们的要求。而他自己一直在扮演着为自己创造的角色。他就像那种特别爱幻想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莫斯科是要失守的，但这只是推断，但心里却不愿相信，没去设想过这种新情况。

他所有的活动，十分卖力、精力充沛的活动（这到底有多少益处，对人民有多少影响姑且不论），他的所有的活动只是为了激起老百姓的那种他自己体验到的感情，即从爱国主义角度对法国的人痛恨和对自己充满信心。

然而，当事态具有了它本应具有的历史面貌，当仅仅用语言来表达对法国人的痛恨已显得微不足道，当作战都无法表达这种痛恨，当自信对解决莫斯科的问题毫无帮助，当居民们都万众一心地抛弃自己的财产，潮水般地涌出莫斯科，以这种否定的行为表达人民感情的力量时，拉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这个角色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猛然间觉得自己如此孤独、脆弱、可笑，脚下失去了站立的根基。

当他从睡梦里醒来，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式的便条时，他越觉得自己有过错，就越是感到恼怒。所有由他管理的东西、应当运走的东西和公共财物都还留在莫斯科。而要把所有的东西运出去已不可能了。

“这是谁的过错？是谁给搞到了这种地步？”他想。“当然，不是我。我时刻都做好了准备，我把莫斯科维持得多好！看他们把事情搞到了何种地步！这些混蛋和卖国贼！”他想着，也没好好限定一下这些混蛋和卖国贼都是谁，但他感到必须痛恨这些不知是谁的卖国贼，是他们的过错让他陷入今天这种尴尬和可笑的境地。

整整这一夜拉斯托普钦都在发布命令，为此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都有人来听他的命令。他左右的人从没见过伯爵如此的阴沉而恼怒。

“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育婴堂都来人了，助理教务主教也派人来问……消防队怎样处理？牢狱来了狱吏……精神病医院也来了人……”一整夜不停地向伯爵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