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夜猫子记者偷偷撕下我张贴的一张告示，他又走街串巷，找出了我张贴的另一张告示，同样扒窃到手。按新闻界的行话，这样他就占有了所谓的“独家新闻”——也就是说，他获取了一条极有价值的消息，而任何其它的报纸或媒体都闻所未闻。于是，那家报社——这镇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便在早晨的社论版头版头条刊载了这一告示，在这张告示的下面附加了一长篇抨击那恶棍罪恶行径的专栏评论。文章最后声称，这家媒体为了主持社会公道愿在一万赏金之上另加一千元现金，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同铲除不平事!这城镇的报纸如何见义勇为可见一斑——当然这必须是在他们对之有利可图的时候。

早餐时，我仍在惯常的位置就坐——我之所以要挑选这里是因为从这个位置，我刚好能清楚地看到爸爸福勒的脸。这里离他坐的桌子很近，足以把他那张桌子上的话偷听得一清二楚。整个餐厅足有七十五到一百人左右，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报纸上那则悬赏告示。他们说，他们真希望那个追查者能顺利找到那个暴徒，把他从本镇驱逐出去涤清他的流毒——使用舆论，或者直接用枪子，或者其他更有效的手段。

福勒进来的时候，他拿着那封通知他离开的信——那信是卷折着的——抓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里抓着一份当天的报纸；这个场景让我不觉对他感到一阵阵的怜悯。他往日那种欢快的心情烟消云散了，他的面容苍老了许多，显得格外憔悴，面如死灰。接着——你可以想见到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在那里倾听人们的纷纷议论!妈妈，当他亲耳听到他那帮无所顾忌的朋友从各种权威典籍和箴言录里挑出一些诸如恶魔撒旦之类的绰号和人物安到他身上时，你想想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更让人难堪的是，他还不得不假装附和他们的严正之辞，还不得不表面上为之拍手称快。显然从他嘴里冒出来的那些表示赞成的话里含着深重的酸楚和苦涩；这点是瞒不过我的；显而易见，他的胃口也变差了；他不得不坐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小口咬着面包，可他压根儿一点儿吃的心思都没有。最后，一个男人又说：

“很有可能，那位可怜的受害人的亲属此刻就坐在我们当中，倾听着我们城镇的老百姓如何对那毒辣得令人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恶棍的暴行议论纷纷，我真希望如此。”

哦，天哪，听到这话，可怜的福勒如坐针毡，睁着惊慌失措的眼睛畏畏缩缩地四下张望!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站起来离开了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他对人说，他在墨西哥已买下一家矿产，他打算将这儿的产业卖掉，尽快到墨西哥去，因为那里对他个人的发展前途要大一些。他这一手牌玩得很精明；他声称只需要四万元——一万元用现金支付，剩下的可以用其它较稳当的证券支付；不过，为了购置新矿，他现在手头急需现钱，他说如果对方愿意全部用现金支付的话，他愿意减低要价。他愿意以三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哦!你可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他要求全部用美元来支付，他很顺当地拿到了那笔钱。他借口说墨西哥的那位矿主是新英格兰人，满脑子奇思怪想，宁肯要美元也不要金子或者汇票。人们觉得这事相当蹊跷，因为凭汇票在墨西哥亦可很方便地提取到美元。人们对这桩怪事众说纷纭，不过也仅仅持续了一天的热度；第二天丹佛又有了更重要的话题要谈论，任何新鲜事在丹佛呆上一天就不够新鲜了。

我随时都注意着福勒的举动。一当他处理完自己的家产，拿到了那笔现金——那大概是在十一日吧——我就紧紧追踪他的行踪，未敢有一时半刻的松懈。那天夜晚——也就是十二日凌晨，那时刚刚过十一日午夜时分——我跟踪到他的房间，那儿离我住的房间紧紧相隔四个房间，我们的房间都在同一条走廊的一侧。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一身泥迹斑斑的劳工装，把面孔涂得黑黑的，然后在我房间幽暗的角落坐了下来，我随身携带着一个旅行包，里面放了些零用钱，把门半掩着。因为我猜测，那只夜莺今晚就要飞走了。半小时后，一个老妇人从我的门前走过，手里提着个旅行袋。我嗅出了那种熟悉的气味，于是我提着自己的包袱跟着她出了门，因为她就是福勒。他从旅社的一道侧门溜了出去，出去后立刻转入一条偏僻的小巷子，冒着细雨走了大概三个街区那么远，那时天色变得更加黑沉沉的，然后他就上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出租马车，显然那是他早就安排在那里等着他的。我赶紧在那辆马车装行李的车尾箱里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位置，（不请自来地）躲了进去。这辆拖着行李的马车载着我们迅即从那里消失了。我们急匆匆地大约赶了十英里的路，这辆马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开始卸货。福勒从马车上下来跳上一辆有顶篷的行李运送车，然后坐了下来，我们乘着天色还没有破晓之前就赶到了火车站。我走进车站，看着售票窗口。看到福勒还没有买票，我也就没有买。这时火车开过来进了站，他赶紧登上了这班车；我也从车箱的另一个入口上了同一辆车，走过车上的通道，我在福勒后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当列车员前来收票钱，他告诉列车员自己将在何处下车的时候，我边听他的话边乘机向后又挪了几个座位，列车员找完零钱后来到我面前，我说出我要去的地方——那里正是福勒想要下车的地方，然后我把车票钱递给了他。我们的目的地是往西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