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以击剑者的正确姿态停留在莫斯科，看到悬在他头上的是大棒而不是对手的剑，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战争违背了一切规则（似乎存在着一些杀人的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高层人士不知为何觉得用大棒打仗可耻，想按照一切规则摆好第四种姿势、第三种姿势，以第一种姿势做出巧妙的攻击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以其令人生畏而又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过问任何人的喜好和规则，虽然粗鲁简单，但却目标明确、毫无顾忌地举起来、落下去，痛打法国人，直到法国人停止侵略为止。

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没有像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那样按照所有规则行过礼、掉转剑柄后优雅虔敬地把剑递给宽厚仁慈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类似情形下如何按照规则行事，都不假思索而又敏捷地顺手抄起大棒，用这根大棒痛打，直到心中的屈辱和复仇的感情被蔑视和怜悯所取代。

二

以分散的兵员对抗挤成一团的兵员，是对所谓的战争规则的最明显、最有利的一种背离。这类行动常常在具有人民性质的战争中表现出来。这些行动的方式不是一群人对抗一群人，而是分散开，单独出击，遭到大部队进攻就立刻逃跑，然后有机会时再出击。西班牙的游击队员这样做过[1108]，高加索的山民这样做过，俄国人在一八一二年也这样做了。

人们把这类战争称为游击战争，并且以为这样称呼就说明了它的意义。但是，这类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还与众所周知的、公认为绝对正确的战术原则直接对立。这种原则规定，进攻者应该集中自己的部队，以便在交战时兵力强于对手。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它常常能够获胜）与这种原则直接对立。

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军事科学把军队的力量与其人数等同起来。军事科学认为，军队人数越多，力量就越大。权力通常掌握在人数较多的军队手里。

军事科学持有这种观点，就类似于那种只考察力与其质量的关系的力学，会认为各种力量之间相等或者不等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相等或者不等。

力（运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所得之积。[1109]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以某种东西、某一未知数X所得积。

军事科学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人数与力量不相符的例子，看到一些小部队战胜大部队的事实，便含糊地承认存在这种未知的乘数，并且竭力要么在军队布阵的几何图形中、要么在武器装备中、要么在——最常见的做法——统帅们的天才中寻找。但是带入乘数的所有这些值，都没有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其实，只要摒弃那种为讨好英雄们而对最高当局在战争期间下达的指令的效力所持的固定的虚伪看法，就能找到这个未知数X。

这个X就是军队的士气，也就是组成军队的所有人甘愿打仗和冒各种危险的或大或小的意愿，完全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在天才或者非天才的指挥下作战、分成三路还是两路、用大棒还是用每分钟射击三十次的火枪。抱有强烈的作战愿望的人也常常让自己拥有最利于打仗的条件。

军队的士气——就是那个与质量相乘得出力量之积的乘数。确定和表达军队的士气这个未知的乘数，是科学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不再任意用力量得以表现的那些条件，诸如统帅的命令、装备等等，把它们看作乘数来替代整个未知数X的值，而是承认这整个未知数，即或大或小的作战和甘冒风险的愿望。只有那时，如果用方程式来表示已知的事实，通过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数值，能够有希望确定未知数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十个师与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十五个师作战，战胜了十五个的那一方，即把对方全部打死或者俘虏，而自己损失了四个；结果是，一方损失了四个，而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就等于十五，即4X=15Y，由此得出X:Y=15：4，这个方程式并没有给出未知数的值，但是它表明了两个未知数之间的比例。如果把通过不同方式取得的一些历史单位（战斗、战役、战争阶段）代入这样的方程式，就会得到一些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应该存在并能够得到揭示的一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