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

人的智力难以理解各种现象发生的全部原因。然而寻找各种原因的需求却又深入人的内心。于是人的智力在还没有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条件为数众多而又复杂、其中每一个单独拿来都可以看作是原因的情况下，抓住最先看到的、最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并且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那里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行动），最先被看作近似条件的是神的意志，然后才是那些居于最显要的历史地位的人的意志——历史英雄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的活动，那么就会相信，历史英雄的意志不仅仅不能支配群众的行动，而且其自身也常常是被支配的。似乎不管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都一样。但是，在那些认为西方各国人民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想这样做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必定要发生的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就如同那些断定地球稳固地纹丝不动地停在某处而行星绕着它转的人们与那些认为他们虽然不知道地球靠什么支撑、但是他们知道存在着操纵着它以及行星的运动的规律[1053]的人们之间的差别。除了各种原因这个唯一的原因外，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但是存在着一些支配事件的规律，其中一些是未知的，一些是被我们逐渐摸索到的。只有当我们完全摒弃在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能够揭示这些规律，就像只有人们放弃地球固定不动的看法才能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一样。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波罗金诺会战、敌军占领莫斯科、莫斯科被烧毁以后，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军从梁赞大道向卡卢加大道和塔鲁季诺营地[1054]运动，即所谓的朝红帕赫拉[1055]方向的侧敌行军。历史学家们把想出这个绝妙招数的荣耀归到不同的人的名下并且争论它到底该属于谁[1056]。甚至国外的历史学家，甚至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侧敌行军时也承认俄国统帅高明。可是为什么那些军事作家及其所有追随者都认为这次侧敌行军是某一个人深思熟虑的、挽救俄国而击溃拿破仑的创举——这实在令人费解。第一，难以理解这次侧进的深谋远虑和高明在于何处；因为要想猜想到一支军队的最佳位置（当它未受到攻击时）就是在粮草更多的地方——这无需太动脑筋。每一个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笨孩子也不难想到，俄军在1812年放弃莫斯科以后最有利的位置就在卡卢加大道。因此，令人不解的是，第一，历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推理方法在这次行动中看到了深谋远虑的东西。第二，更难以理解的是，历史学家们何以看到这次行动对俄国人来说是拯救性的，而对法国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次侧敌行军若在此前、同时和此后发生了其他情况，那么就可能对俄军来说是毁灭性的，而对法军来说是拯救性的。即便自从这次行军完成以后俄国军队的处境开始改善，那么无论如何从中也得不出结论说，这次行动是其中的原因。

这次侧敌行军如果不是与其他一些情况巧合，那么不但带不来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毁了俄国军队。要是莫斯科没有烧毁，要是缪拉没有失去俄军行踪的确切消息[1057]，要是拿破仑不是按兵不动，要是按照贝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俄军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军在俄军渡过帕赫拉河以后法军发起进攻，会怎么样呢？如果拿破仑后来在行至塔鲁季诺的时候，哪怕用他在斯摩棱斯克进攻时的十分之一的兵力攻打俄国军队，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进军彼得堡，会怎么样呢……在所有这些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侧敌行军的拯救性就会变为毁灭性。

第三，也是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研究历史的人们故意不愿意承认，这次侧敌行军不应该归功于任何个人，从未有人对它有所预见，这次行动就像在菲利[1058]的撤退一样，事实上从未有人想象出它的全貌，而是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地、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由无数各类条件促合而成的必然结果，只有当它已经完成并成为过去的时候才完完全全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