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重要的事情，多赫图罗夫将军派来的，”博尔霍维季诺夫摸索到了敞开的门，边往里走边说。勤务兵走在他前面，开始叫醒一个人：

“大人，大人，有送信的。”

“什么，什么？谁派来的？”一个睡意蒙胧的声音说。

“多赫图罗夫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1102]派来的。拿破仑在福明斯科耶，”博尔霍维季诺夫说，没有看见黑暗中问他话的那个人，但是根据嗓音推测，这个人不是科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人打着哈欠，伸着懒腰。

“我不想叫醒他，”他摸索着什么说。“他病了！也许是谣言吧。”

“这是报告，”博尔霍维季诺夫说，“我奉命立刻交给值班将军。”

“您等等，我点上灯。你这个该死的，把它塞到哪儿去了？”伸着懒腰的人对勤务兵说。这个人是谢尔比宁，科诺夫尼岑的副官。“找到了，找到了，”他又说。

勤务兵打着火，谢尔比宁摸索着找烛台。

“唉，真可恶，”他厌恶地说。

在火花的亮光中博尔霍维季诺夫看见了拿着蜡烛的谢尔比宁的年轻的面孔，还看到在前面角落里睡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科诺夫尼岑。

当触碰到火绒的硫磺木片先冒出蓝色而后又冒出红色的火焰时，谢尔比宁点燃了脂油蜡烛，只见啃蜡烛的蟑螂立刻从烛台上四散跑开，他打量了一下信使。博尔霍维季诺夫浑身是泥，他用袖子擦着脸，把脸也弄脏了。

“是谁报告的？”谢尔比宁拿起信说。

“消息可靠，”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俘虏、哥萨克、侦察兵，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这么说，说的都一样。”

“没办法，要叫醒他，”谢尔比宁说，他站起来朝戴着睡帽、盖着军大衣的人走去。“彼得·彼得罗维奇！”他说。科诺夫尼岑没有动。“去总司令部！”他微笑着说，知道这几个字大概能让他醒过来。的确，戴着睡帽的脑袋立刻抬起来。在科诺夫尼岑英俊、坚毅、因发烧而双颊绯红的脸上，一时间还残留着远离现实的梦想的神情，但是接着他突然颤抖了一下：他的脸恢复了一贯平静和坚定的表情。

“嗯，什么事？谁派来的？”他虽然显得不慌不忙，但是立刻问道，被灯光刺得直眨眼睛。科诺夫尼岑听着军官的汇报，拆开信看了一遍。刚一读完，他就把穿着毛袜的双脚伸到地上，开始穿鞋。接着他摘下睡帽，梳了梳鬓角，戴上军帽。

“你急急忙忙赶来的吧？我们马上去见殿下。”

科诺夫尼岑立刻明白了，送来的情报极其重要，不能耽搁。这个消息是好是坏，他没有去想，也没有问自己。对此他并不关心。对于整个战争，他不是用头脑、不是用推理而是用别的什么东西来看待的。在他心里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他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对此不必轻信，更不必说出来。而只需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而他全力以赴地做了自己分内的这些事。

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似乎人们只是出于礼貌才把他列入所谓的一八一二年英雄们——巴克莱们、拉耶夫斯基们、叶尔莫洛夫们、普拉托夫们、米洛拉多维奇们——的名单之中；他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享有能力和知识有限的声誉；科诺夫尼岑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从来没有制定过作战计划，但是总是出现在最艰难的地方；自被任命为值班将军以来，他总是敞着门睡觉，以便让每一个奉命前来的人叫醒自己；战斗的时候总是冒着炮火冲在前面，库图佐夫因此责备过他，不敢派他去前线；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他是那些不声不响地组成机器最重要部分的不起眼的一个齿轮。

科诺夫尼岑出了农舍，走进潮湿黑暗的夜幕中，皱了皱眉头，部分是由于头痛加剧，部分是由于产生了不愉快的想法，他想到，一群司令部成员和有权有势的人们，尤其是在塔鲁季诺会战后与库图佐夫作对的贝尼格森[1103]，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定会激动不安；他们会提出建议、争吵、下命令又取消命令。而这种预感令他感到不快，虽然他知道这种情况必不可免。

果然，当他顺路把这个新消息告诉了托尔后，托尔立刻开始向与他同住的将军阐述自己的设想，科诺夫尼岑默默而又疲倦地听了一会儿，提醒他应该去见殿下。

十七

库图佐夫像所有老人一样，夜里很少睡得着觉。他白天常常会突然打起盹来；但是夜里和衣躺在床上，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