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大家可高兴了，弗雷德利克身上只有十二个法郎，他叫人送来了十二瓶酒，希望借此可以早点被释放出去。突然，他似乎听到了一阵枪声，立即停止狂饮。人们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这位陌生人，这说不定是亨利五世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

为了不负任何责任，他们把弗雷德利克转送到十一区区公所，在这里，早晨九点钟之前他被禁止外出。

他一口气跑到伏尔泰码头。在一扇开着的窗户边，一位穿着衬衫的老头，正在仰着头哭泣。塞纳河静静地流淌着，天空一片蔚蓝，在杜伊勒里宫的树上，鸟儿在愉快地歌唱。

弗雷德利克穿过校场的时候，看见一副担架抬过来。哨所的士兵立即举起武器，那位军官把手放到帽檐，说道：“光荣属于遇难的勇士！”这句话几乎变得是必不可少。说这句话的人总是显得既庄严又激动。一大群义愤填膺的群众护卫着担架，高声喊着：

“我们一定要为您报仇！我们一定要为您报仇！”

马车在大街上川流不息，一些妇女在自家的门前准备包扎伤口的旧布片。然而，暴动失败了，或者说几乎失败了。刚刚贴出的一份卡芬雅克卡芬雅克（1802—1857），资产阶级共和派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任陆军部长，残酷镇压六月起义，6—12月任政府首脑。的声明，说明了这一切。在维耶纳街的高坡上，出现了一队义勇兵。于是，资产者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声，他们挥动着帽子，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舞，想上去拥抱他们，端酒给他们喝，一些贵妇们还从阳台上扔下鲜花。

后来，到了十点钟，当轰隆轰隆的炮声攻打圣·安东尼市郊的时候，弗雷德利克来到了杜萨迪耶家里。他发现他仰身睡在阁楼上，睡着了，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一个女人，脚步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是华娜斯小姐。

她把弗雷德利克带到一边，告诉他杜萨迪耶是怎样受伤的。

星期六那天，在拉斐德街的一座街垒顶上，一位小顽童裹着一面三色旗，向国民自卫军喊话说：“你们去向你们的兄弟开枪吧！”由于国民自卫军在向前进，杜萨迪耶就扔下自己的枪，推开别的战士，跳到街垒上，一脚踢倒那位肇事者，扯下他的旗子。后来别人在一堆碎砖乱石中找到了他，大腿被一枚铜锭刺穿。必须做伤口引流术，以便取出铜块。华娜斯小姐当天晚上就来照顾他，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他。

她很聪明灵巧，准备着他所需要的所有绷带，喂他喝水，注意着他的一些细微的欲望，走进走出的比一只苍蝇还轻巧，并且用女人那种温柔体贴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他。

整整两个星期，弗雷德利克每天上午都要去看他。有一天，他谈起了华娜斯小姐对他的一片真情，杜萨迪耶耸耸肩膀说：

“唉，没那回事！这只不过是出于关心而已！”

“你认为仅仅如此吗？”

他回答：“我可以肯定！”再不愿意多讲。

她对他的体贴真是无微不至，直到把各种报纸带来给他看，报上还赞扬了他的优美的品行。这些恭敬之词好像使他感到厌烦，他甚至对弗雷德利克表白说，这让他在良心上感到不好受。

他也许应该同那些穿工作服的工人们站在一边；因为，当局曾经向他们承诺了许多东西，但是没有一样兑现的。他们的胜利者讨厌共和国；再者，这些人对战败者也太狠了。工人们也许有错，但并不完全错，而这个忠实的年轻人，想到自己曾经为正义而战斗，心里就感到内疚。

塞内卡尔被关押在杜伊勒里宫水边的地下室里，但他一点也不焦虑。

他们九百个人都挤在那儿，横七竖八地躺在垃圾堆里，身上到处被火药和凝固的污血弄得黑乎乎的；有的人患感冒、发烧、浑身打寒颤，死命地嚎叫；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死去，也无人把尸体拖走。有时候，听到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他们以为自己马上要被统统枪毙，于是赶忙跑过去贴住墙壁，随后又倒在各自的位置上，痛苦的折磨使他们变得愚钝，仿佛自己生活在一场噩梦当中，生活在一种凄凉的幻觉里。悬吊在拱顶上的一盏油灯好似一块血斑，从地下室的地窖里散发出来的污秽物像一些绿色和黄色的小火焰团，在室内到处飞扬。由于怕发生瘟疫，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刚刚走下几级台阶，就被粪便和尸体的气味吓得连连后退。当囚犯们走到通风窗旁边时，在那里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哨兵为了阻止他们摇动栅栏门，用刺刀朝人们乱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