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他们到了约会地点，却只能擦肩而过，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一个巡逻警正绕过街角而来，或者一架直升机正在头顶盘旋。即使没有那么危险，也很难找到时间见面。温斯顿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朱丽亚更长，公休日根据工作压力而变化，经常碰不到一起。何况，朱丽亚很少有一个晚上完全有空。她花了大量时间参加讲座和游行，为青年反性团分发材料，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筹集捐款，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这很值得，她说：这是伪装。如果你遵守小的规定就可以违反大的规定。她甚至劝温斯顿抽出一个晚上参加业余军火生产，那是一些积极的党员志愿发起的活动。这样，每周有一个晚上，温斯顿要花四个小时干那种无聊透顶的工作，在一个有穿堂风的光线昏暗的车间里拧紧一些金属小部件，可能是炸弹的导火索，锤子的敲击声和电幕里传来的音乐单调地混杂在一起。

他们在教堂钟楼里见面时终于把零零碎碎的谈话连了起来。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顶上的那个正方形小房间里，空气热得凝滞，而且有很重的鸽粪味。他们坐在满是灰尘和枯枝的地上谈了好几个小时，还不时地轮流站起来透过箭眼张望，看看有没有人来。

朱丽亚二十六岁。她和其他三十个女孩住在一座公寓里（“老是女人的味道！我讨厌女人！”她插了一句），她的工作和他猜想的一样，在小说处操作一台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这份工作，主要是操作和修理一台巨大的、但是很容易出毛病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很喜欢动手，对于摆弄机器尤其在行。她能描述创作小说的整个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总体指示到修改小组的最终润色。但她对成品不感兴趣。她“不喜欢读书”，她说。书不过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果酱或鞋带没什么两样。

她对六十年代以前的事情没有任何记忆，唯一经常对她提起革命之前的日子的人是她的爷爷，他在她八岁那年失踪了。在学校里，她是曲棍球队的队长，连续两年得过体操冠军。在加入青年反性团之前，她当过小小间谍队的队长和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的品行无懈可击。她甚至被选派到色处工作（此举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她的好名声），那是小说处的一个分支，专门生产低级色情，在无产者之间流传。她说，那里被工作人员戏称为“大粪房”。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忙生产密封包装的小册子，书名叫《超炫故事集》或者《女子学校的一夜》，专供年轻无产者偷偷摸摸地购买，好让他们觉得自己买到了一些违禁物品。

“那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噢，全都是垃圾。其实很无聊。只有六个情节，颠来倒去而已。当然了，我是操作万花筒的。我从来没在修改小组里干过。我不是搞文学的，亲爱的——我还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处除了领导以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年轻姑娘。这个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更难控制，因此在处理淫秽物品时更容易被腐化。

“他们甚至不喜欢已婚女人，”她说，“人们都以为女孩更纯洁。可是，这就有一个不纯洁的。”

她的第一次风流韵事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方是一个六十岁的党员，后来为了避免被捕而自杀了。“干得好，”朱丽亚说，“否则他招供的时候会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从那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生活在她眼里非常简单。你想要快活，而“他们”，也就是党，不想让你快活；所以你就尽量打破规则。她似乎认为，“他们”想剥夺你的乐趣，就像你想逃避逮捕一样自然。她恨党，而且用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对党却没有任何总体的批判。除非党触及到了她的个人生活，否则她对党的教条不感兴趣。他发现她从来不用新话的词语，除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她从没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它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党行为在她看来都很愚蠢，是注定要失败的。聪明的做法是破坏规则，同时又保全自己。他隐约地想，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人——他们在革命以后的世界中长大，党对他们而言就像天一样无法改变，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反抗党的权威，只是逃避它，就像兔子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有讨论过结婚的可能性。那太遥远了，根本不值得去想。你想象不出任何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的婚姻，即使温斯顿能够摆脱他的妻子凯瑟琳。连做白日梦都毫无希望。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老婆？”朱丽亚说。

“她嘛——你知道新话里有一个词叫‘思想好’吗？意思是天生就非常正统，从来也不会犯思想错误？”

“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种人，我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