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主要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劳动的成果。战争会将物质炸成碎片、喷进平流层、沉到海底，若非如此，这些物质会使大众生活得过于舒适，长此以往，变得过于聪明。即使战争中的武器没有实际报废，制造武器也是一个方便的消耗劳动力的方式，而这样又不会制造出任何消费品。例如，建造一座水上要塞所花费的劳动可以制造好几百艘货船。总有一天它会报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建造另一座水上要塞又将花费大量的劳动。原则上，战争就是为了消耗任何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的剩余。在实践中，人们的需要总是被低估，结果造成一半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缺乏，但是这被视为一件好事。将所有人——甚至受优待的群体——保持在贫困的边缘是一项蓄意的政策，因为正是由于普遍的匮乏，少数特权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加大了群体之间的差距。按照二十世纪初的标准，连内党党员的生活都是朴素劳累的。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少数享受——宽敞的陈设齐全的住房，质地更好的衣服，更好的食物、饮料和烟草，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机——使他和外党党员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而外党党员与那些陷于贫困之中的被称为“无产者”的群众相比，也享有类似的好处。社会氛围像一个围城，是否拥有一块马肉是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差别。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状态，因而处于危险之中，为了生存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小阶层便显得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

人们将会看到，战争不仅实现了必要的毁灭，而且用的是一种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原则上，可以通过建造寺庙和金字塔，或者先挖洞后填上，或者生产大量的商品然后付之一炬来浪费剩余劳动力。而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重要的不是群众的精神面貌，群众只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就行了，他们的态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即使地位最低的党员也应该能干、勤奋，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比较聪明，同时他又必须是一个容易轻信的无知的狂热分子，他的主要情绪应该是恐惧、仇恨、崇敬和纵情的狂喜。换句话说，他需要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态。战争是否真的发生并不重要，而且，因为不可能有任何决定性的胜利，战局好坏也不重要。只要存在战争状态就行了。党要求党员们做到的分裂思维现在已经几乎全面实现了，这在战争氛围中更容易达到，但是职位越高，分裂思维就越明显。在内党中，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敌人的仇恨最强烈。作为管理者，内党成员经常需要知道这条或者那条战报是假的，他可能经常意识到整个战争是一场骗局，或者战争并不是为了公开宣称的那个目的，但这种了解很容易被双重思想抵消。同时，没有一个内党成员在这个神秘的信念上有过片刻的犹豫，那就是：战争是真实的，战争一定会胜利结束，大洋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的主宰。

所有内党党员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坚信不疑。想要取得胜利，要么必须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在力量上形成压倒优势，要么必须发现新的令人没有还手之力的武器。研制新武器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那些爱发明、爱思考的头脑能够找到用武之地的现存的少数活动之一。目前在大洋国，原有意义上的“科学”已经不存在了。在新话里，没有表示“科学”的词。经验型的思考方法是过去所有科学成就的基础，而这是违背英社的最基本原则的。只有当成果能在某种方式上减少人的自由的时候，技术进步才会产生。在所有有用的技艺上，世界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耕地用的还是马拉爬犁，而书籍却用机器写成。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战争和警察间谍活动上——经验型方法还是受到鼓励的，至少是允许的。党有两个目的，一是征服整个地球表面，二是彻底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因此，党关注的是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对方意愿的情况下发现对方在想什么，另一个是如何发动突然袭击在几秒钟内杀死数亿人。如果说科学研究还在继续的话，这就是研究内容。今天的科学家要么既是心理学家又是审讯人，异常仔细地研究表情、手势和声调的意义，测试药品、电疗、催眠和肉体折磨的逼供效果；要么就是一个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关心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夺取人的性命。在和平部庞大的实验室里，在巴西森林中的试验站里，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或者在南极洲不为人知的小岛上，一群一群的专家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的在计划未来战争的后勤体系；有的在设计越来越大的火箭弹，越来越强的炸药，越来越坚固的装甲板；有的在研究新的杀伤力更强的毒气，或者能够大量生产的能摧毁所有大陆上的植被的可溶性毒药，或者培植对所有抗体有免疫力的病毒；有的在试图制造会钻地的机器，就像潜水艇潜入水里一样，或者像帆船一样不依靠基地的飞机；有的在探索一些更遥远的可能，比如通过悬挂在太空中距离地球数千公里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或者通过汲取地心的热能制造人造地震或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