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黑色恐怖的一刻已经渐渐被遗忘了。他感到有点惭愧，靠着床头坐着。朱丽亚下了床，套上工装裤，开始煮咖啡。从锅里升起来的香味那么浓郁、那么令人激动，他们关上了窗户，以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好奇。比咖啡的香味更美妙的是糖给它带来的丝般质感，吃了这么多年的糖精，温斯顿几乎已经忘了这种感觉。朱丽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在屋里随处转悠，她无动于衷地看了看书架，指出了修理那个活动桌腿的桌子的最好方法，一屁股坐在旧扶手椅里，试试舒服不舒服，还十分宽容而有兴致地检查了一下那个荒唐的十二小时钟面的钟。她把那个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想借着光看个清楚。温斯顿从她手里拿过来，像往常一样欣赏着那柔和的雨水似的玻璃。

“你说这是什么？”朱丽亚问。

“我想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看没有什么用处。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一小块他们忘记更改的历史，是一百年前留下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解读的话。”

“那边的那张画，”她朝着对面墙上的那张版画点了点头，“有一百年了吗？”

“更老。我敢说有两百年了。谁知道呢。现在任何东西的年头都说不清楚。”

她走过去看了看。“这就是那个畜牲伸出鼻子的地方，”她踢了踢那张画正下方的护墙板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里见过。”

“这是个教堂，至少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圣克雷芒·丹。”他想起了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歌的片断，怀旧地补充道，“橙子和柠檬，圣克雷芒的大钟说！”

令他惊讶的是，朱丽亚接道：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大钟说，

什么时候还我？老贝利7的大钟说——

“后面我不记得了。但不管怎样，我记得结尾是‘蜡烛送你去睡觉，屠刀把你的头砍掉！’”

这就像一个暗号的上句和下句。但是，在“老贝利的大钟”之后一定还有一句话。也许可以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出来，只要适当地启发他一下。

“谁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对我说过。我八岁的那年他被蒸发了——失踪了。我真想知道柠檬是什么，”她不相干地加了一句，“我见过橙子。那是一种圆圆的黄色水果，皮很厚。”

“我记得柠檬，”温斯顿说，“那在五十年代很常见。那种东西酸得连闻一闻都倒牙。”

“我肯定那幅画后面有虫子，”朱丽亚说，“哪天我要把它摘下来好好打扫打扫。我看我们该走了。我要把脸上的妆洗掉。真没劲！等会儿我帮你把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又躺了几分钟。屋里暗了下来。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对着光端详着那个玻璃镇纸。引起他无限兴趣的不是那片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它那么有深度，可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玻璃的表面像苍穹一样包围着一个有完整大气层的小世界。他感到他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事实上他就在那个世界里，连同这个红木大床、有活动桌腿的桌子、钟、钢版画和这个镇纸本身。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就是朱丽亚和他的生命，在这水晶般的中心定格成了一种永恒。

5

塞姆消失了。有一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几个没脑子的人对此议论纷纷。第二天就没有人提起他了。第三天，温斯顿走进记录处的门厅看了看布告栏。有一张告示上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塞姆是其中之一。那张告示看上去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没有被划去的痕迹——但却少了一个名字。这就够了。塞姆已经不存在了：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耐。在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的空调房间保持着正常温度，可是外面的路面却热得烫脚，高峰时段地铁里臭气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各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游行、集会、阅兵、讲座、蜡像展、电影、电视节目，这些都要安排；要搭讲台、造假人、编口号、写歌、传播谣言、伪造照片。朱丽亚在小说处的工作组已经不生产小说了，而在赶印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长时间搜索过期的《泰晤士报》，修改并美化演讲中要引用的新闻。深夜，当成群喧嚣的无产者在大街上漫游的时候，城市里有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火箭弹的袭击更加频繁了，有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人们对此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