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人人都能拥有不受打扰的闲暇，从根本上来说，它与人的天命是互相抵触的。一般人终其一生只是为了得以糊口，养活家庭，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所以说人的天命并非才智非凡的天之骄子，它是贫困的、需要努力打拼的。对于不受打扰的闲暇，一般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感到烦闷。如果闲暇没有一些设想的或必然的目标，例如各种游戏、消遣和嗜好，来使之被充实的话，那么闲暇马上就会变成负累。正因为如此，闲暇就很有可能十分危险，所谓“人在无所事事时，很难保持安静”。从另一方面来说，超越一般人的那份智慧非但不自然，而且颇为反常。可是如果确实有人拥有那份智慧，而且想获得快乐，那么在其他人看来是负担或是危险的那份“不受打扰的闲暇”就正是他所需要的。如若没有闲暇，就好像全副辔头被牢牢地捆绑着的飞马神一样，他不会有快乐。如果很凑巧的是，一个身上恰好集中了不受打扰的闲暇和极高的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那将是天大的幸事。倘有如此幸运，那人们就能过着高品质的生活，痛苦和烦闷——这两个人生的相对的苦源，就不会再对其有所侵扰。我们既不用再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同时又有能力享受闲暇。人们惟有使这双重不幸彼此抵消，才可从中逃离。

内心的幸福

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极其有限。悲哀和痛苦充斥着外在的世界，倘若我们离开，又会在各处遭遇那些烦闷。不但这样，一般占尽上风的都是邪恶，而吵得最响亮的尽是那些愚蠢的叫闹声。命运如此残酷，而人类却如此可怜。内在丰富之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就好比圣诞节之际的一间明亮、温暖、洋溢着欢乐的屋子，而外边是冰雪交加的严寒夜晚。个性丰盈的珍贵禀赋无疑可称是世上最快乐的命运，而如果具有可羡的才智就更为特别了。这种命运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虽然它可能并不是最光辉灿烂的。

普通人总是将自己毕生的幸福寄托在财产、地位、配偶和孩子、朋友、社团之上，并非置于自身，而一旦那些身外之物有所丧失或令人失望，他们也就无所谓幸福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他们的重心会随着其愿望和幻想而变动。如果他拥有财富，那可能他今天的快乐是乡间的别墅，明天又变成买马，或是宴请朋友，或是去别处旅行。总之，一生享尽富贵，因为他在自身之外去寻求乐趣。这就像一个丧失健康的人，他不想发展自身的生命力，不去探究他失去健康的真正缘由，而试图依靠补品和药物来恢复健康。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对我在此所强调的真理——即人生的幸福，主要源于内心，提供了证明。他在《尼可马氏伦理》中说：“要得到乐趣都必须先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对某些能力进行运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就不可能有乐趣。”亚氏认为，人的快乐幸福主要在于个人的最大才智得以自由运用。上天赋予人那些能力，原本是为了帮助他跟大自然作搏斗，但如果这样的搏斗已经不必要了，那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反而变成了人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得用工作或娱乐来使精力得以消耗，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那些有钱的上层人士应该是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

保持和刺激意志

任何人在年轻时，肯定都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的，只是与心智能力有所不同，体力和精力无法长时期保持在高峰状态。到了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心智能力欠缺，或是心智能力未能得到发展，或是心智能力的发挥缺少足够条件。他们的状况十分可悲，但是他们仍然存有意志，因为惟有意志力永远不会枯竭。所以他们会以极度的激情，例如输赢巨大而最终会令人走向堕落赌博，以使自己的意志有所刺激。一般来说，人要是没什么事做，他一定会选择跟他的能力比较适合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骑马，搞音乐，玩牌，写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爱好。

人感兴趣的事一般都与自己的利害关系很密切，只能对自己的意志有所刺激。不管怎么说，经常去刺激意志都不能算得上是一件好事，换句话说，它会牵涉到痛苦。玩牌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消遣工具之一，在各处的“高尚社会”都很普遍，因其涉及的刺激甚小，所以造成的痛苦也不大，还很短暂，并不是真实而长久的。事实上，玩牌充其量只不过是给意志挠挠痒而已。

智力超群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