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是之诏既下，维新之议已决，而大臣等有所挟持，腹诽特甚，康有为正月所上请开制度局及增置二十局之疏，交总署议复者，至五月犹未复，皇上震怒，促其即复，至是复上，尽行驳斥，皇上召张荫桓切责之，谓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叩头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皇上乃命军机大臣会议，复驳斥，皇上复亲书朱谕责之，发令再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欲借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

先是康未召见以前，于三月时开保国会于京师。士大夫集者数百人，御史潘庆兰、黄桂贰⒗钍㈩炻攀枸乐，既召见以后，礼部尚书许应浮⒂史文悌，复疏劾之。皇上不为动，而许文二人，反因此获罪焉。自是忌者益甚，谣谤纷纭，其诬辞不堪入耳矣。

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盖康既呈所著书，皇上览观，恍然于变法之条理次序，及召见时，皇上亲命将所编辑欧洲列国变革各书进呈，以资采择，康以所辑《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等书进呈，又辑十年来列国统计比较表，又辑列国官制比较、宪法比较，进呈，皆加以案语，引证本国之事，斟酌损益，其言深切，皇上深纳之。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其言哀痛迫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康所陈改革，大纲节目，多详于著书之中，外人不知之。故咸窃窃焉疑削康之出入宫禁，私与皇上密谋也。上览奏甚速，一册甫上，旋即追问，明旨数四，皆命枢臣廖寿恒传之。六月，大学士孙家鼐上疏请派康督办上海官报，盖军机大臣授意欲出康使居外，以剪皇上之羽翼也。皇上下诏命康办报，而又令其将所著各书进呈完毕，然后出京，盖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

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然是时变象已成，未及数日，即有诏命康速出上海，而两次密诏亦相随而下矣。

第二章 新政诏书恭跋

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迹，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民不能共见者也，今特取邸报之明谕有关新政者。揭载于下，逐条加以跋语，而廷寄犹未能备载焉。虽然，观于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决，亦可以略窥一斑矣。

四月二十三日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诰诚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