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有给事中高燮曾者，见其书叹其忠，乃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皇上将如所请。恭亲王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于是其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康之此书，以去年十一月上于工部，至今年五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而翁同哺疵婕鲇谏希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疏统筹全局。其疏曰：

工部主事臣康有为跪奏，为国势危迫，分割至，请及时变法，定国是而筹大计，恭折仰祈圣鉴事。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窃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议成后，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未及三年，遂有兹变。臣万里浮海，再诣阙廷，荷蒙皇上不弃刍荛，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折上陈，并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览。此盖历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际时艰，敢不竭尽其愚，以备采择。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容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癠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伥伥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黑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