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给我说说，说不定我能给你出出主意。”林肯笑着对斯坦顿说。

斯坦顿像是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对林肯一阵咆哮：“你知道吗？今天有位少将竟然用那种口气和我说话，那简直是侮辱，他所说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啊。”斯坦顿满以为林肯会安慰他几句，痛骂那名少将几句，但林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建议斯坦顿写一封信回敬那位少将的无礼。

“你可以在信中狠狠地骂他一顿，让他也尝尝被指责的滋味。”

“还是你想得周到，我非得大骂他一顿不可，他有什么权利指责我呢？”斯坦顿立刻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然后拿给林肯看。

林肯看完以后，对斯坦顿说：“你写得太好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好好教训他一顿。”林肯把看完的信顺手扔进了炉子里。

斯坦顿看到自己写的信被扔进了炉子，忙责问林肯：“是你让我写这封信的，那你为什么把它扔进了炉子里呢？”

林肯回答说：“难道你不觉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消了气吗？如果还没有完全消气，就接着写第二封吧。”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要克制愤怒不是没有办法的。战胜愤怒，比战胜劲敌更难。身体上的伤口和心灵上的伤口一样都难以恢复，控制你自己，笑对你的朋友，他们是你最大的财富。

5.学会感恩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经·召南·甘棠》

译文：茂盛的甘棠树，不要砍伐它啊！召公在这里露宿过。茂盛的甘棠树，不要伤害它啊！召公在这里休息过。茂盛的甘棠树，不要攀折它啊！召公在这里暂住过。

国学链接：召伯与甘棠

召（邵）伯，姬姓，名奭，又称召公。同周公旦共同辅佐其兄周武王灭商；建国后，又辅佐成王、康王。康王时，周公去世，召公为辅佐大臣，同毕公晋升为伯（见《尚书·周书·顾命》孔氏传），地位显赫，功勋卓著。司马迁《史记》重点记载了他的两件大事。《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诸子之言：

后人为了追思召伯的仁政，感念召伯的恩情，不仅不砍伐召伯曾经栖息过的甘棠树，还编了民谣赞颂召伯，这就是《诗经·召南·甘棠》的由来。

早期人类社会的感恩范围一般仅包括父子的养育之恩、夫妇的偕老之恩和兄弟的互助之恩，而孔子认为感恩应引申到社会和国家，“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在孔子看来，群己同体，克己复礼；家国同构，修己安人；将处理好父子、夫妇、兄弟这三种最基本的伦理恩情推而广之，就自然可以达到国家大治，天下太平。

孟子从主观方面扩充了孔子学说，将父子、夫妇、兄弟间最淳朴的感恩扩充推延成人际间共享的道德恩情，通过社会化的伦理制度来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频繁的利益冲突，从而把父子之恩、君臣之恩、夫妇之恩、长幼之恩和朋友之恩结合在一起，形成全方位的感恩体系，也就构成了封建伦理的基本范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通过感恩的内化推导，使人们主观上接受宗法等级观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在五伦的基础上又详细论证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君臣、父子、夫妇不仅是单纯的感恩关系，更是主从关系。对君王的无条件效忠成了绝对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这已不再是出于人类天性的自觉感恩，而是由外在的封建道德规范所施加的强制感恩。君主关系一跃成为“三纲”之首。从孟子开始的儒家感恩伦理由内在亲情规范到外在道德约束，到此已完成了制度化和外在化的理论建构。“三纲”凌驾于“五伦”之上，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神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