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彰为感恩意识的最大化提供了适宜环境。感恩意识从伦理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有利于以君主权威为轴心的等级制度的稳定与延续，政治权利通过实利的物质奖和名誉的精神奖强化感恩意识也成为必然。君王需要忠顺的人才治理国家，于是人们便争当孝子。隋朝以后实行的科举取士，以儒学经典为考核内容，书生们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皆苦读儒书。有贞妇烈女，不仅可以减免租税，社会还为她立牌坊，荣耀乡里，可谓名利双收。于是就成了这样的情况，知恩必报，忠孝节义，就意味着财富和地位；反叛伦理规范，忘恩负义，就为众人唾弃，意味着饥饿、贫穷、死亡。况且人人都想做社会赞许的行为，要求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许，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要求。于是尽忠尽孝，尽节尽义，报答与自己相关的人的恩惠，就成了古代中国百姓的生命价值所在。

延伸思辨：儒家的感恩

从儒家角度看，感恩大致可分为孝、忠、节、义、祭祀五个部分。

1. 孝为报亲恩。

在孔子看来，孝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性观念，呈现出人类社会的最朴素感情。人世间最大的恩情莫过于十月怀胎、给予自己生命的生育之恩。是父母给予子女血肉之躯，无疑父母是子女最大的恩人；当然，父母之恩还包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费的心思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古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重视程度也是无以复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爱惜身体发肤到扬名天下，都是为报父母之恩。

以孝报亲恩，并不仅局限于生前，还包括父母亡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时，孝敬父母还要做到孝而无违，接受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安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应及早繁育下一代，以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愿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报父母之恩，子女还要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否则便被视为忘恩与不孝。

2. 忠为报君恩。

孝比天高，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不可一日无父，国不可一日无君”，“父是家君，君是国父”，把忠君放到和孝亲同样重要的地位，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使君臣如父子。这样感恩意识也就随之渗透到政治领域。做臣民的一定要忠，以报君王的宠爱。《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之所以冒死行刺秦王嬴政，是为了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感激先帝三顾茅庐之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魄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只是痛恨秦桧之流，而对大宋天子却是感恩不尽。忠君思想已成为古代仁人志士们的内在心理需求，已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报恩信仰。

3. 节为报夫恩。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由明主的知遇之恩引申到丈夫的欣赏之恩，说的是妻子在关键时刻要为丈夫守节保贞，《列女传》中所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节”，是对丈夫保护、收容之恩的报答。“一夜夫妻百日恩”，现在所说的爱情在过去那是丈夫对妻子的恩情，是由夫妻结合而带来的，是有尊卑贵贱之分的，而非平等自由的结合。

由报夫恩这一社会观念引申出一种带古代中国特色的爱情模式，古典戏曲小说多的是英雄救美，美人以身报答和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公子不负小姐救命之恩，发奋读书，科举考中，双双高升的爱情故事。相反，有恩情而不与对方结合或抛弃有恩于自己的配偶，不论男女，都被认为是忘恩负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陈世美贪慕荣华抛妻弃子最后死于狗头铡下的故事便是个中明例。《西厢记》中红娘也正是因此在老夫人赖婚时主动替张生打抱不平，极力撮合崔莺莺和张生的美好姻缘。中国的爱情心理将报夫恩渗透到本是自由激烈的爱情生活中，儒家文化对感恩意识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4. 义为报友恩。

封建伦理始于春秋盛于唐宋，随着封建人伦观念的深入人心，朋友之恩也进入了中国人报恩的范围之内。“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不背叛朋友，不见利忘义，必要时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对朋友信任之恩的回报。关云长念旧恩义释曹操，后人不说他养虎为患、纵虎归山，而是赞颂他义薄云天、有恩必报，原因就在于古人对报友恩的看重。即便“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应先报答他对自己的恩惠，然后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否则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到这，还得提到千古扬名的武圣关羽。在得知义兄刘备尚在人间后，关羽先是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报孟德收容之恩，然后才有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千古佳话，可见，义与不义，关键在于能否知恩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