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在灵州破吐蕃时，鱼朝恩派人掘他父亲的坟墓。郭子仪从泾阳来朝见皇上，内外官员怕他因怒生事，都十分不安。皇上对郭子仪父坟被掘一事表示慰问，本来也担心他会大闹宫廷，没想到郭子仪痛哭说：“臣做军队统帅很久，不能够禁止士兵发掘别人的坟墓，有人现在发掘臣父的墓这是上天的谴责呀。”

又有一次，鱼朝恩约郭子仪到他建造的章敬寺一游，瞻仰佛容，有人告诉郭子仪，鱼朝恩将做不利于他的事。其部下请郭子仪在衣内穿上铠甲，多带人手一起去，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十几个家童前往。鱼朝恩见到郭子仪问：“为什么车马随从那么少？”郭子仪如实相告。鱼朝恩哭着说：“您如果不是个有修养的长者，能够不怀疑吗？”

郭子仪是宽以待人的典范，他连和自己作对的人都能宽厚相待，并以自己的胸襟和气度最终感动了对方。宽以待人要体现在具体事情上，遇到具体事情要换位思考，对待朋友不能狡诈，要有体谅理解，更不能玩小聪明。

有德的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非议而打击报复，不会因为被人怀疑而终日不安，不会因为别人胜过自己而心怀嫉妒。有德的人心胸宽广，他们会正视自己的不足，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因此即使才能稍逊也同样能凭借德行获得别人的信赖。

蒋琬宰相肚量

三国时，蜀国在诸葛亮死后，由蒋琬主持朝政。蒋琬最大限度地遵守诸葛亮的旧制，使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定如故。

蒋琬属下有个官吏杨戏，此人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一天，蒋琬来了，众僚属纷纷站起肃立，只有杨戏和平时一样，伏在案上看材料。蒋琬见他工作认真，便上前说话，但杨戏对蒋琬的话不置可否，很少回答。

有些人对杨戏这种目无长上的作风看不惯，蒋琬却不以为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杨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总比说违心的话好。杨戏不回答我的问题，是有他的为难之处：若表示赞同我的话，他心里却不同意；若公开表示不赞同，又顾及我的尊严。因此只好沉默不语。他并无过错，我没有理由责怪他。”

督农官杨敏，喜欢背后议论人。有一天与同僚议论起蒋琬来，其他人都纷纷赞扬蒋琬治理国家有方，有的甚至把蒋琬与诸葛亮等量齐观，杨敏不服气，他说：“新相有德有才，但哪能与前相比？我看新相做事有些糊涂，实在不及已故的诸葛丞相。”

有人为了讨好蒋琬就把这话告诉了他，并建议治杨敏之罪。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诸葛丞相，杨敏没有错。”后来，杨敏因别的事被捕入狱。人们纷纷议论：“杨敏得罪丞相，现在又犯了罪，看来是活不成了。”然而蒋琬在处理杨敏一案时毫无偏颇，秉公而断，最终使他免于死罪。

蒋琬的宽宏器量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蜀国人民都说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众所周知他的才能不如诸葛亮，但是他的这份气度与德行，同样受到了蜀国百姓的尊重与爱戴。

当代镜鉴：宽容绝不是纵容

中国人一直以为“以德报怨”是儒家的思想，其实错了。这句话出自老子之口，语出《道德经》，而孔子一向认为应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如果那个人德行很好，他对你也很好，那么滴水之恩自当涌泉以报；但是倘若一个人的德行很糟糕，而且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用坦荡的胸怀对待他就可以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赞成宽容而不纵容的处世态度，大人有时也要记小人过。

总而言之，孔子主张的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浆”，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的以德报怨。

“以直报怨”的“直”不仅仅是直接的意思，以怨报怨才是直接的方式。“直”，既要有道理，也要告诉对方，你哪里错了，侵犯了我什么地方。

经济学家茅于轼陪一位外国朋友去首都机场，并打了辆出租车，等到从机场回来，他发现司机做了小小的手脚，没按往返计费，而是按“单程”的标准来计价，多算了60元钱。这时候茅于轼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向主管部门告发这个司机，那么司机不但收不到这笔车费，还将被处罚；二是自认倒霉，算了；三是指出其错误，按应付的价钱付费。

外国朋友建议用第一种办法，茅于轼选择了第三种，他说，这是一种有原则的宽容，我不会以怨报怨，也不会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我仅还以德，他还会错下去，实则纵容他；我若还以怨，斤斤计较，大家的效率都低下；我最好的做法就是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公平地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