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她的丈夫去世的消息，律师带来了一包有关煤矿的文件，并愿意以业务代理人的身份为她效劳。

弗雷德利克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他的这位朋友在乡下搞什么名堂？

党布罗斯夫人想知道，自从他们分手之后，他的时间是怎样打发掉的。

他回答说：

“我生了一场病。”

“那你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一声。”

“啊！这倒没有大的必要。再说，他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比如说，约会呀，拜访呀！”

从这时起，他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要规规矩矩地到女元帅那里去睡觉，另一方面又要到党布罗斯夫人那里消磨一整个下午，如此一来，他每天只有中午才勉强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孩子寄养在昂底利昂底利位于巴黎西北郊。的乡下，他们每个星期都去看他。

奶妈家的房子位于村庄后面的坡子上，在一个像水井一样阴暗的小院子的最里头，地上到处都是麦草，母鸡东一只西一只地在觅食，工具棚下面停着一辆菜车。萝莎妮一去就疯狂地吻着她的小宝宝，然后狂热地走来走去，试着挤一挤母山羊的奶，吃粗面包，吮吸厩肥的臭味，还想包一点粪在她的手绢里。

然后，他们尽情地到处散步；她走进苗圃园里，折下几根悬挂在墙外的紫丁香的枝子；朝着拉车的毛驴喊道：“吁，小驴崽！”还常常停下来，从栅栏里向美丽的花园内瞭望；或者是，奶妈将孩子抱起来，放在一棵核桃树的阴影下，然后，两个女人开始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弗雷德利克坐在她们旁边，观赏着坡地上那一方方的葡萄，树丛东一块西一块，布满灰尘的小路像一条淡灰色的飘带，一栋栋的房子像红白色的斑点一样隐现在绿阴丛中。有的时候，在绿树覆盖的丘陵脚下，有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驶过，沿着地面吐出一条烟雾，犹如一根巨大的鸵鸟羽毛一样，轻飘飘的羽毛尖在空中飞舞。

然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他想象着他已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他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同伴；可是，他也可能是一个白痴，肯定是一个小混混。因为他不合法的出身永远压抑着他，对这个孩子来说，倒不如不出生的好。弗雷德利克呢喃自语地说：“可怜的孩子呀！”他的心里充满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

他们经常误了最末一班车。于是，党布罗斯夫人责怪他不守时，他总是编造故事来搪塞她。

他还得同样地编造故事来应付萝莎妮。她弄不明白，他每天晚上都去忙什么去了。当她派人到他家去找他时，他总不在家。有一天，他在家里，两个女人几乎都同时出现在那里。于是，他把党布罗斯夫人藏起来，把女元帅哄走，说是他母亲马上要来。

不久之后，他觉得这些谎言很好玩；他向这个女人重复着刚刚对那个女人许下的诺言，给她们送两束相同的花，又同时给她们写信，然后把两个女人进行一番比较；但是，还有第三个女人总是同时浮现在他的大脑中。可是，既然他不能占有阿尔努夫人，那么，他对这个女人的负心就是心安理得的。这种负心也在另外两个女人之间交替进行，更增加了他的快乐，他越是欺骗她们中的哪一个，这个女人就越是爱他，好像她们的爱情在互相刺激中而升温，在一种互相竞争当中，她们中的一方都要他忘掉另一方。

有一天，党布罗斯夫人打开一张信纸，里面写着莫罗先生和一个名叫萝丝·布隆的小姐同居，她一边把纸条递给他看，一边说：

“你看，我多么信任你！这就是那位偶尔碰到的看赛马的小姐吧？”

他回答道：

“真是荒唐，给我看看！”

这封信是用罗马体铅字写的，没有署名。起初，党布罗斯夫人还能容允这位情敌，因为她可以遮掩一下自己同弗雷德利克的奸情。但是，现在她的情火已经愈烧愈旺，就要求他同那个女人断绝联系，弗雷德利克说他早就断绝了。听完他的申辩之后，她眨了眨眼皮，目光犀利，就像一把藏在薄纱下面的匕首，闪闪发亮，她又问道：

“那么另一位呢？”

“还有哪一位？”

“那位瓷器商的老婆！”

他不屑地耸了耸肩膀，她也不追问了。

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他们谈论起荣誉和忠诚的问题时，他吹嘘自己具有这种品质（出于小心，他装着一种随意说出的样子），她对他说：

“这是实话，你很诚实，你再没有到那里去过。”

弗雷德利克这时想到了女元帅，结结巴巴地问：

“没有去哪儿呀？”

“阿尔努夫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