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科尔尼科夫放下帽子，仍旧一声不吭，他阴沉着脸，紧皱双眉，凝神细听波尔菲里这些空洞无物、互不连贯的废话。“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当真想用这些愚不可及的废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咖啡我就不请您喝了，这里不方便嘛；可是为什么不跟朋友一起坐上那么五分钟，开一开心呢？”波尔菲里没有停下来，依旧像爆豆子似地噼里啪啦说个不休，“您要知道，所有这些公务……老兄，我老是这样来来回回地在屋里走个不停，您可别见怪啊；请原谅，老兄，我生怕惹您生气了，可是走动走动对我来说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老是坐着，能这样走来走去地活动五分钟，真是喜出望外，我有痔疮啊……我一直打算采用体操疗法；据说那些文官们，四等文官，甚至五等文官，都喜欢跳绳呢；您瞧，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就是如此……至于这里的那些公务、审问和所有的程序……老兄，您自己刚才就提到了审问……您要知道，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老兄，这些审问有时把审问者弄得比被审问者还要晕头转向……关于这一点，刚才您老兄说得一针见血，而且非常俏皮（其实，拉斯科尔尼科夫并未发表过任何类似的意见），把人弄得如坐云雾！真的，弄得你如坐云雾！翻来覆去的老是那一套，翻来覆去的老是那一套，就像打鼓一样！您瞧，现在正在进行改革指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这次改革规定，法院脱离行政机关，独立行使审判职能，过去属于警察局的侦查科也脱离警察局而归属法院，而法院审理案件必须有律师和陪审员参加。，我们至少可以改换一下名称嘛，嘿！嘿！嘿！至于说到我们的司法手段，——一如您非常俏皮地说的那样，——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您倒说说看，在所有受审的人中间，甚至是那些身穿粗麻布衣服、最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当中，有谁不知道，譬如说，一开始总是提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以麻痹他的警惕性（这是您的粲花之论），然后照准天灵盖来个当头一棒，而且是用斧背，打他个措手不及，嘿！嘿！嘿！照准天灵盖，用您的妙喻高论来说！嘿！嘿！您竟会当真以为我是想用公房的话题把您……嘿！嘿！您真是一个讽刺人的高手。行啦，我不再说了！啊呀，对了，顺便说一下，这叫一句话引出另一句话，一个想法生出另一个想法，——您刚才不是还提到规章吗，您要知道，关于审问的规章……哼，按规章办又怎么样呢！您要知道，规章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胡说八道。有时候像朋友那样谈谈心，反倒更为有用。规章是永远也跑不了的，这一点请您尽可放心；不过我倒想请教您，规章实质上是什么？一个侦查员不能每走一步都受到规章的束缚。要知道，侦查员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吧，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当然这是就某一点而言，或者是从大体上来说……嘿！嘿！嘿！”

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停顿了一会，喘了一口气。他就这样爆豆子似地噼里啪啦说个不休，不知疲倦，一会儿说一些毫无意义、空洞无物的废话，一会儿又突然蹦出几句隐约其辞的费解话，但马上又语无伦次，废话连篇。他几乎已经在屋里跑了起来，两条粗胖的小腿挪动得越来越快，一双眼睛老是望着地面，右手放在背后，而左手则不停地挥舞着，并且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但每个手势都与他正在说的话惊人地不协调。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发现，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时候，有两次好像在门口边停了一会儿，似乎在倾听什么……“他是不是在等着什么呢？”

“您的话确实完全正确，”波尔菲里又接着说起来，他眉飞色舞地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天真神情望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使得拉斯科尔尼科夫全身猛地颤抖了一下，立即做好了应战的思想准备），“您的话的确正确，您如此俏皮地嘲笑了法律的规章，嘿—嘿！我们这些（当然是某些）金科玉律似的心理学手段的确是非常可笑的，也许还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过分受到规章限制的话。是的……我又谈到规章了：唔，如果我断定，或者最好是说，我怀疑某一个人，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或第三个人，是由我承办的某一案件中的罪犯……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不是想做法学家吗？”

“对，有过这个打算……”

“哦，那么我这里给您提供一个可以说是能供您今后参考的案例，——您可别以为，我竟然敢布鼓雷门，好为人师：要知道您可是发表过论述犯罪的文章的啊！我绝无此意，我只不过是用事实作例子，不揣冒昧地向您提供一个案例而已，——这样，譬如说，如果我认为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是罪犯，即使我已掌握了他的罪证，然而时机尚未成熟，那么，请问，我又何必过早打草惊蛇呢？再譬如说吧，有的罪犯我必须尽快逮捕归案，而另一个罪犯，说真的，却并非这种性质的问题；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让他在城里再逛一逛呢？嘿—嘿！不，我看得出来，您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么我给您说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我把他，譬如说吧，过早地逮捕入狱，那么这样一来，我也许就给了他一个，可以这么说吧，精神上的支柱，嘿—嘿！您在发笑？（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他坐在那里，紧咬嘴唇，炽热的目光紧盯着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可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人是形形色色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处理好一切事情。您刚才说到：要有罪证；那好，我们假定，罪证已经有了，然而，老兄，要知道大部分罪证都是可以见仁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的，但我毕竟是一个侦查员，当然，很抱歉，也是一个笨拙低能的人：我总是希望，可以这么说吧，侦查的结果能弄得像数学一般彰明较著，得到的罪证能搞得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准确无误！必须是丁一卯二、无可争辩的证据！然而，如果我时机不当就把他关进监狱，——尽管我确信不疑，罪犯就是他，——这样一来，我也许就自己剥夺了自己进一步揭露他的手段，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吧，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地位，可以这么说吧，使他在心理上明确了自己的身分，并且安之若素，从而避开我而缩进自己的壳里躲起来：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个囚犯。据说，在塞瓦斯托波尔，阿尔马战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俄军于1854年9月8日在阿尔马战役中失败，退守塞瓦斯托波尔，英法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长达11个月。刚一结束，一些聪明人便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敌人趁热打铁，公开猛攻，一举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可当他们发现，敌人竟然选择了正规的围困战法，并且正在挖掘第一道战壕时，据说，那些聪明人真是欢天喜地，大放宽心：这就意味着，战事起码会拖上两个月，因为敌人试图采用正规的围困战法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您又在发笑了，您不相信吗？当然啦，您说得也不错。不错，不错！这全都是特殊情况，我赞同您的意见；刚才我谈到的情况确实是特殊的！然而，最亲爱的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与此同时您也应该注意到：所谓的一般情况，也就是所有的司法章程和司法规则都适用并援引为范例、论据，且写进书里的一般情况，实际上是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案件，任何一个，譬如说，犯罪行为，只要在现实中发生了，马上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特殊情况；有时甚至还会大相径庭：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案子都截然不同。有时还会发生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的情况。如果我让某一位先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既不逮捕他，也不惊动他，但是让他时时刻刻都意识到，或者至少时时刻刻都怀疑，我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日日夜夜都在监视着他，毫不懈怠地看守着他，我只要这样让他没完没了地处于一种有意识的疑神疑鬼、心惊胆战的状态之中，那么他准会晕头转向，真的，他就会来投案自首，也许还会干出一些别的什么蠢事来，那可就像二二得四那样，也可以这么说吧，像数学那样彰明较著了，——这才真叫人高兴呢！这种情况，就连呆头呆脑的乡巴佬都可能发生，至于我们兄弟这样的人，具有现代意识、又在某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那就更无须说了。因此，亲爱的朋友，摸清一个人受过哪方面的教育，这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神经呢，神经呢，您竟全然把它给忘记啦！要知道，现今的人们，神经都有毛病，不那么健全，容易激动！……而他们所有的人身上又蓄积了多大的肝火呀！我要告诉您，在必要的时候，这可是资源丰富的一座特殊矿山哪！因此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让他在城里悠闲自在地到处溜达好了！随他去吧，让他暂时到处溜达溜达吧，由他去吧；我反正知道，他已是我射程之内的猎物，绝对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再说，他能逃到哪里去呢，嘿—嘿！逃到国外去吗？波兰人会逃到国外1863—1864年，波兰人为民族独立发动了武装起义，遭到了沙皇俄国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波兰人逃亡国外。去，他却不会，更何况我在监视着他，而且采取了防范措施。逃往祖国的内地吗？可是在那里生活的都是农民，真正的、尚未开化的俄罗斯乡巴佬；要知道，这么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宁肯蹲大牢，也不愿跟我们的土包子那样的外国人住在一起，嘿—嘿！不过，这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和皮相之谈。这算什么回事呢：逃跑！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这并非问题的关键：他之所以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无处可逃，而更主要是因为他在心理上无法逃开，嘿—嘿！这话说得多棒！按照自然法则，他即使有地方可逃，也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您见过飞蛾扑火吗？哦，他也会一直围着我转呀，转呀，转个不停，就像那飞蛾总是围着烛光飞来转去一般；对他来说，自由已不再珍贵，他变得疑虑重重，心烦意乱，就像落网的苍蝇昏头昏脑地拼命挣扎，自己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给我提供像二二得四那样一清二楚的数学般的证据，——只要我多给他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他将一刻不停围着我转呀、转呀，圈子越转越小，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啪地一声，径直飞进我的嘴里，我就把他一口吞进肚里，这可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嘿—嘿—嘿！您不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