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度打算起身走出去，以此结束这次见面。但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甚至似乎是某种打算，又暂时把他留了下来。

“您喜欢打架吗？”他心不在焉地问。

“不，不怎么喜欢，”斯维德里盖洛夫平心静气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几乎从来没打过架。我们一起生活得和和睦睦，她对我一向很满意。在我们结婚以来的整个七年中，我总共只有两次动用过马鞭（如果不算另一次，也即第三次的话，不过那一次不明不白，可以忽略）：第一次发生在我们结婚之后两个月刚到乡下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刚刚说的这一次。而您已经认为，我是一个恶棍，顽固不化分子，农奴制的拥护者了吧？嘿—嘿……顺便说一声吧，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还记得吗，几年以前，还在效果显著的言论公开化时期指农奴制改革的准备时期（1856—1861），当时，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露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并可报道法庭审讯情况。，有一个贵族——我忘了他的姓名——受到全体民众和所有报刊的一致口诛笔伐，因为他竟在火车上鞭打一个德国女人，搞得他臭名远扬，您还记得吗？当时，好像也是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的丑陋行径》《世纪》杂志1861年第8期刊载了卡缅－维诺戈罗夫的文章《俄罗斯的怪现象》，该文攻击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托尔马乔娃在比尔姆举办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不顾“羞耻之心和上流社会的礼节”，以“挑衅”的手势当众朗诵了普希金的小说《埃及之夜》中克莉奥佩特拉的独白。诗人、民主主义者米.拉.米哈伊洛夫（1829—1865）发表了反驳文章《〈世纪〉杂志的丑陋行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时代》杂志18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光明磊落的范例》等文为托尔马乔娃辩护，并支持米哈伊洛夫。（唔，就是当众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乌溜溜的黑眼睛啊！噢，你在哪里，我们青春的金色年华！）喏，我的看法是：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深表同情，因为这事实际上……有何值得同情之处呢？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声明，有时确实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忍无可忍的‘德国女人’，因此我觉得，任何一个进步人士都无法完全保证，自己不会动手。当时没有任何人用这一观点来看问题，但是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如此！”

说完这番话后，斯维德里盖洛夫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拉斯科尔尼科夫已心中有数——这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又深藏不露的人。

“您大概一连几天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了吧？”他问道。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这人如此通情达理，您大概不胜惊讶吧？”

“不，我不胜惊讶的是，您这个人太通情达理了。”

“是因为我对您提的那些粗暴无理的问题毫不见怪吗？是这样吗？是啊……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他带着一种使人惊异的天真表情补充道。“要知道，我几乎对什么都没有特殊的兴趣，真的，”他仿佛若有所思地继续说，“特别是现在，我无所事事……不过您可以认为，我讨好您是另有所图，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找令妹有事。但是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吧：我真是寂寞难耐！尤其是最近三天，因此找您谈谈我甚至也感到高兴……请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倒是您自己不知怎的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不管您怎样认为，反正您心里有事；而且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并非说的此时此刻，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现在……好吧，好吧，我不说了，不说了，您别皱眉头！我毕竟还并非您想象的那样一头笨熊。”

拉斯科尔尼科夫阴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您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头笨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具有相当好的教养，或者至少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做一个正派的人。”

“要知道，我对任何人的意见都不特别感兴趣，”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冰冰地回答，语气甚至似乎有点儿傲慢，“而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变成一个庸俗之人，尽管在我们社会的这种气候里，穿上庸俗这件外衣舒服之极，而且……而且特别是您天生就有这种嗜好的话，”他补充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我听说，您在这里有很多熟人。您可是个所谓‘广结人缘’的人啊。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您若非另有目的，您找我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