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任命我担任经理，但我没有时间做某些具体的事情，特别是起草文件。我同我的那些拿笔杆子的有点合不来，我学的希腊文都忘光了！我需要一个人……能够翻译领会我的意思。”他突然问道，“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选吗？担任秘书长？”

弗雷德利克不知怎样回答。

“怎么，谁阻止你？”

他的职务只限于每年给股东们写一份报告。他可以天天同巴黎那些最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打交道。在工人这一边，他代表公司，自然而然地会让他们崇拜，这样可以使他日后跻身为省议会议员，继而做国会议员。

弗雷德利克的耳朵在嗡嗡作响，是哪里来的这种好事？他再三向他道谢。

不过，银行家告诉他，不应该依赖别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入股，“这是最好的投资，因为你的资本保障你在公司的地位，就像你的地位保障你的资本一样。”

弗雷德利克问：

“大概要拿多少钱来入股？”

“我的上帝，随你的便，我想，有四万到六万法郎也就可以了吧。”

这个数目对党布罗斯先生来说确实小得可怜，而他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至年轻人立即决定卖掉他的一个农庄。他同意了，党布罗斯先生可以在这几天再确定一个会面的日期，来办理有关手续。

“这样，我可以告诉阿尔努了？……”

“一切随你的便吧！那可怜的孩子！一切随你的便吧！”

弗雷德利克写信给阿尔努，让他放心，他叫仆人送给他，他回信说：

“好极了！”

然而，他的行为还应该得到好的回报。他至少还在等待一次拜访，一封信。他没有见谁来拜访，任何信函也没来。

是他们忘了回信，还是故意如此，阿尔努夫人已经来过一次，谁还能阻止她再来呢？她给他留下的那种暗示、那种默许，难道这是根据自己切身利益而使用的一种手腕吗？“他们是在耍我吗？她也是同谋者？”他想到他们家去看看，但是一种无名的羞耻阻止了他的行动。

一天早晨（在他们见面三个星期之后），党布罗斯先生来信通知他，让他于当日一点钟后等着他。

在路上，阿尔努夫妇又重新回绕在他的脑际；他一点也找不出解释他们行为的理由，他感到很焦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摆脱这种不安，他叫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直奔天堂街。

阿尔努旅游去了。

“太太呢？”

“去乡下了，去厂里了！”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没错的！”

他要去找她，她单独一个人，多好的机会呀！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在他的意识之中喊叫：“快去吧！”

可是，党布罗斯先生那里的约会怎么办呢？“哎，倒霉！我就说我生病了。”他马上跑到车站去，坐在车厢里，一想：“我错了，可能吧？唉！管他呢！”

绿色的平原在大路的左右两边伸展开来，列车向前行驶，车站边的小房屋像布景一样一闪而过，火车头上升起的烟云，总是向一边飘散出大团大团浓烟，在草地上空飞舞片刻，然后就消失了。

弗雷德利克一个人坐在他的软垫长凳上，无聊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沉浸在一种极不耐烦的忧郁中。外面出现了一些起重机、一些商店，克雷伊已经到了。

这座小城建在两座低矮的山丘上（其中一座山丘是光秃秃的，另一座山丘顶上长满了树木），林中露出了教堂的塔尖，还有错落的房舍和石拱桥，这一切让他感到有某种欢乐、严谨和有利于健康的东西。有一条大的平底船顺流而下，随风拍打起波浪，一些母鸡在髑髅地上啄食着谷粒；一位妇女走过去，头上顶着一件湿衣服。

走过一座桥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小岛上，人们在右边可以看到一座修道院的废墟。一台水磨在转动，它的宽度正好横跨在瓦兹河的第二条支流上，弗雷德利克惊叹这一修建工程的壮观。他对阿尔努更加产生了敬意。走了三步多，他拐进了一条小巷，里面有一道栅栏挡住了。

他走进去，女门房又把他叫回来问：

“你经过允许了吗？”

“为什么？”

“为了参观工厂！”

弗雷德利克粗暴地回答说，他是来看阿尔努先生的。

“谁是阿尔努先生？”

“厂长，老板，房产主，还有！”

“不对，先生，这儿是莱博夫和米里耶先生的工厂。”

也许，这个傻女人可能是在开玩笑。这时，走过来几位工人，他跟上去问了两三位，他们的回答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