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晴天，爱玛就下楼到花园里走走。露珠给白菜叶子镶上了银色的镂空花边！还有一根根晶莹的长丝，从这棵牵到那棵。听不到鸟语，仿佛万物都还在沉睡；墙边的果树裹上了草；葡萄藤像生了病的大蛇，盘在墙檐底下；走近了，就见有些多脚虫在那里爬来爬去。篱笆旁边的云杉底下，头戴三角帽的神甫读着经书，但右脚早掉了，而且由于霜冻，石膏剥落，脸上有了一块块白癣。

随后，爱玛回到楼上，把门一关，拨拨炭火，火炉热烘烘的，她只觉得浑身酥软，感到烦闷更加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本想下楼跟女佣人聊聊，可又碍着面子，只好作罢。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刻，头戴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打开他的护窗板；乡警工作服上挎着刀，从路上走过。一早一晚，驿站的马三匹一组，穿街而过，去池塘饮水。小酒店的门铃不时丁零零响。理发店门口，两根铁杆上挂着小铜盆，当做招牌，风一吹就碰得嘎吱作响；作为门面装饰，窗玻璃上贴了张旧时装画，还摆了一尊黄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叫苦连天，哀叹生意停滞，前景惨淡，渴望去大城市开店，譬如去鲁昂，在码头上，靠近剧院。他成天愁眉苦脸，在村公所和教堂之间游来荡去，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一抬眼，总望见他在那里，歪戴着希腊式无边软帽，穿着厚呢上衣，像个值勤的哨兵。

下午，厅房玻璃窗外，有时会露出个男人脑袋，脸上饱经风霜，黑黑的络腮胡子，脸上挂着微笑，又从容，又随便，又温和，露出一口白牙。接着华尔兹舞曲就开始了。手摇风琴上面，有个缩微沙龙，手指般高的小人儿在里面翩翩起舞；系玫瑰红头巾的女人，着盛装的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山区，居民能歌善舞。山民，穿黑色燕尾服的猴子，穿短套裤的绅士，一齐旋转起来，在扶手椅、长沙发和靠墙的半圆桌之间转来转去。旁边那些小镜片，角上用金纸粘着，映照出他们变幻的舞姿。那人一边摇动手柄，一边左顾右盼，还往窗户里张望。他不时朝界石吐一口又长又黄的老痰，同时用膝盖把琴箱往上顶一下，因为皮带硬硬的，勒得肩膀酸痛。琴箱上有一道带阿拉伯图案的铜筋网格，里面蒙一块粉红色塔夫绸帘。绸帘里面，呜呜地飘出阵阵音乐，时而凄切舒徐，时而欢快急促。全是在别处，在舞台上演奏的曲子，在沙龙里吟唱的曲子，在吊灯下夜舞的曲子。这些上流社会流传的曲调，一直传到爱玛的耳畔。萨拉班德舞曲无尽无休，在她的脑际徜徉，一首接一首；她的思绪，就像在彩花地毯上起舞的印度寺院舞女，随着音符跳跃，左右摇摆，一个梦去一个梦来，旧愁未消新愁又起。那人用帽子接过赏钱，然后拉下蓝色旧呢罩子，把手摇风琴往后面一背，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爱玛望着他渐渐走远。

爱玛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吃饭的时候。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着烟，门嘎嘎作响，墙上渗着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进了她的盘子。随着肉汤的热气，内心深处不由得泛起一阵阵恶心。夏尔吃饭吃得慢，而她呢，除了嗑几粒榛子，就是把胳膊支在桌上，用餐刀的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

现在，爱玛对家里的事，一切听之任之。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托斯特住了一段日子，见到这种变化，很是诧异。可不是吗，过去她那么细心，那么讲究，如今整天不事穿着，穿的是灰线袜，点的是土蜡烛，还口口声声说应该节俭，因为他们不是有钱人家，还说她过得很称心、很幸福，什么她很喜欢托斯特这地方，以及一些别的新说法，叫婆婆无话可说。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居然说，做东家的也该管管下人的宗教信仰，爱玛狠狠白了她一眼，冷笑一声，算是回答，于是老太太不再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吩咐给她做几样菜，端上来后连碰也不碰；今天只喝鲜奶，明天又要喝几杯清茶。她说不出门就不出门，后来又嫌气闷，把窗户全都打开，只穿一件薄裙。她责骂女佣人，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者让她去邻居家串门。有时，她把兜里白花花的钱币，统统撒给穷人，尽管她当时并不是心肠软，也轻易体察不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正如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人，灵魂深处还存有类似父辈手上的老茧样的东西。

快到二月底，鲁奥老爹念着女婿为他医好腿的情分，亲自送来一只肥壮的火鸡，在托斯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便由爱玛陪他。鲁奥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聊的全是庄稼、牛犊、奶牛、家禽和乡镇议会，所以他一走，爱玛把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此外，如今她再也不掩饰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故意发表些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而种种有悖常情、伤风败俗的事却被她叫好，丈夫听了，睁大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