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她希望对某个人倾吐这些心声。可是这种苦恼，捉摸不定，像云那般变幻，像风那般飞舞，在人前怎么说得清楚？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也没有这种机会和勇气。

然而，假如夏尔是个有心人，假如他想到了，要么看穿了她的心思，哪怕就只有一次，她觉得，千言万语就会滔滔不绝地从她心里涌流出来，一如墙边树上熟透的累累果实，手一探就会纷纷掉落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生活上越是亲近，她的心却离他越远了。

夏尔的谈吐就像街上的人行道那样平板，人云亦云的见解说来说去，恰似过往行人，衣着普普通通，引不起人的半点激情、笑意或遐想。据他自己说，当初住在鲁昂的时候，从没起过好奇心，去戏院看看巴黎来的演员。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放枪。有一天，爱玛在一本小说里，遇到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竟解释不了。

而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多才多艺，启迪你领会激情的力量、生活的情趣和种种奥妙吗？可是他这个人，什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希冀。他以为她快乐，而她恨他的，正是他这种安之若泰的平静，这种心安理得的迟钝，甚至恨自己给他的幸福。

爱玛有时画画。这时夏尔就站在旁边，觉得十分好玩，看她俯向画夹，眨动眼睛，斟酌她的作品，要不然就拿点面包心子，用大拇指搓成小圆球用作橡皮。。至于钢琴，她的手指弹得越快，他就越是惊叹不已。爱玛稳稳地叩击琴键，高高低低，弹遍整个键盘，停也不停。那架老掉牙的钢琴，钢丝虽已走调，经她这么一弹，窗户若是开着，连村头也听得真切；执达吏的书记员，没戴帽子，穿着便鞋，手拿公文从大路上经过，常常驻足倾听。

另一方面，爱玛很会管家。她把诊治账单寄给病人时，总要写一封信，措辞委婉，叫人不觉得是在催账。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吃饭，她总有办法弄出一道别致的菜来，还会用葡萄叶垫底，把李子码得高高的像金字塔，把果酱罐倒扣在盘子上端出来。她甚至于说起，要为餐后用甜点买几个漱口杯。凡此种种，博得了人们对包法利的莫大尊重。

夏尔有了这样一位太太，最终也不免自命不凡了。爱玛有两小幅铅笔速写，他配上宽宽的框子，用长长的绿线挂在厅房的墙上，洋洋得意地指给人看。大家做完弥撒回来，经常看见他穿一双漂亮的绒绣拖鞋，站在门口。

他每天回家很晚，常常十点钟，有时半夜，一到家就要东西吃，女佣人已经睡下，便由爱玛伺候。为了吃得自在，他脱掉外衣。他一五一十地讲起自己见过的人、到过的村庄和开出的药方，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吃完剩下的洋葱烧牛肉，再切吃一点奶酪，又啃掉一个苹果，把长颈大肚瓶喝个精光，然后便上床，仰面一躺，打起鼾来。

他多年的习惯是戴睡帽，现在的包头帕子在耳朵边却系不住，一到早晨，头发就会乱蓬蓬地搭在脸上，加上枕头带子系的结夜里又松了，羽绒把头发都粘白了。他总穿一双结实的靴子，从脚背到脚踝有两道斜斜的厚褶，靴筒笔直向上，紧绷绷的，就像是楦头在撑着。他说，在乡下，这就够不错了。

他母亲赞成他这样节俭。她像过去一样，家里吵得凶了点，就来看儿子。但是，包法利老太太对儿媳似乎有成见，觉得她大手大脚，跟他们的家境不相称；柴呀，糖呀，蜡烛呀，用得那样费，就像大户人家似的，厨房灶里烧的木炭，足够做二十五个菜！她替儿媳整理衣柜，教她把上门送货的肉商盯紧点。这些教诲爱玛只好听着，老太太唠叨个没完。婆媳俩整天媳妇呀，妈呀叫来叫去，嘴唇却不免有些哆嗦，双方说的话都很委婉，但颤颤的声音却透着怒气。

迪比克夫人那会儿，觉得儿子是向着她的。如今呢，夏尔对爱玛的恩爱，在她看来，不啻是对她的慈爱的辜负，是对属于她的感情的侵犯。她伤心地默默注视着儿子的幸福，就像一个破了产的人，隔着玻璃窗，看别人坐在自己的老屋里吃饭。她用回忆往事的方式，向儿子诉说她所付出的辛苦和所做出的牺牲，而爱玛却是那样不关痛痒，相形之下，他把全部感情倾注在爱玛一人身上，是有悖情理的。

夏尔无言以对，他敬重母亲，深爱妻子。他觉得她们俩的看法，一个句句在理，一个无可非议。老太太一走，他怯生生地试着把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两条最无关紧要的意见，原原本本说给爱玛听。爱玛一句话就证明是他弄错了，打发他去看病人。

然而，爱玛根据自以为正确的理论，还是想让自己得到爱情的。明月皎洁的夜晚，她常常在花园里，吟咏她所记得的情诗，或者一面叹息，一面给他唱忧伤的柔板小调。可是她过后发现，自己仍同吟唱之前一样平静；夏尔呢，也看不出增添了一分爱情或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