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在翻阅他的一个文件夹时，发现里面有一个波希米亚女人的画像有点像华娜斯小姐，因为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想了解她的情况。
白勒兰以为她先前在外省做小学教员，现在，她只要带几节课，想办法给一些小报写点文章就行了。
在弗雷德利克看来，根据她和阿尔努之间眉来眼去的一些举动，旁人很可能把她看作是他的情妇。
“啊，不！他有别的情妇！”
于是，年轻人一边转过由于思想上想着这些不正经的事而羞红了的脸，一边以一种肯定的神情补充着说：
“是他老婆闹得他这样的吧，很可能？”
“一点也不对！他老婆是个规矩女人！”
弗雷德利克一阵内疚，这样，他到杂志社就去得更勤了。
用特大字体刻着阿尔努名字的大理石牌匾，挂在工艺店正门的墙上，这几个大字在弗雷德利克看来，简直是崇高而神圣的，具有特殊巨大的意义。去店里的道路宽宽的，行走起来很方便，门几乎是自动开的，门把手光溜溜的，握在手上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不知不觉地，他也像勒冉巴尔一样准时必到。
勒冉巴尔每天坐在火炉角落里的一张扶手椅上，一个人独占着一份《国民报》《国民报》创刊于1830年元月，是当时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看得不放手，只是偶尔发出一声惊叹，或者是耸耸肩膀，以表示他看报后的思想反应。他不时地用卷成腊肠状的小手绢擦着额头，他总是将手绢揣在胸前，放在绿色外套的两颗纽扣之间。他穿着一条打了褶的长裤子，短统皮靴，打着一条长领带，戴着一顶卷边帽，让人老远就可以在人群中认出他来。
早晨八点钟，他不慌不忙地从蒙马特尔高地下来，走到胜利·圣母街去喝白葡萄酒。吃过午饭后，他总要打几盘台球，一直玩到下午三点。然后，他又来到全景巷，去喝苦艾酒。过后，他又到阿尔努的工艺店去晃一下，聊聊天，再奔向波德莱咖啡馆，去喝烈性葡萄酒。到了傍晚，他不是回到家里去同老婆亲热，而是喜欢一个人去加伊永广场外的小咖啡馆用晚餐，要小老板给他做几个“家常菜，天然风味的”。最后，他又找到另一家台球场，在那里一直呆到半夜，一直呆到凌晨一点，一直呆到煤气灯熄了，门窗关了，店老板熬不住了，求他出去。
勒冉巴尔这位公民到这些地方来并不是出于对饮酒的热情，而是因为喜欢在这里谈论政治的老习惯。现在他年纪大了，创作的兴致减退了，心灵上只剩下一种默默无闻的忧郁感。人们看到他的脸上的严肃表情，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甚至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事情，尽管他做出一副想开办一家事务所的模样。
阿尔努似乎对他表示出无限的尊重，他有一天对弗雷德利克说：
“此人善于从长计议，他是一个有能量的人！”
记得有一次，勒冉巴尔将有关布列塔尼地区陶土开采的文件资料摊开放在他的桌子上，阿尔努凭着自己的经验进行审阅考虑。
这样，弗雷德利克对勒冉巴尔就更客气了，甚至有时候还请他去喝一杯苦艾酒。尽管他认为他很迟钝，但还是同他在一起，一呆就是一整个小时，这完全是因为他是阿尔努的朋友。
有一些现代的绘画大师，在他们成名之前，曾经得到过阿尔努的鼓励，这位有成就的画商一边保持着自己艺术家的风度，一边努力扩大自己的经济利润。他寻求艺术的解放，崇尚廉价的艺术品市场。巴黎所有的奢侈品工业都将会受到它的影响，这对小商品来说是件好事，可对大商品来说那就惨了。他疯狂地利用舆论，让那些有才干的艺术家改变创作的路子，腐蚀那些实力强的，敲诈那些实力弱的，吹捧那些平庸无能的。他利用他的杂志和关系网来控制他们。那些拙劣的三流画家一心想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陈列在工艺店的橱窗里，一些地毯商也到店里来拿家具样品和图纸。弗雷德利克真的把他看作是一位百万富翁、艺术爱好者，办事雷厉风行的人。但是，也有许多事情让他感到吃惊，因为阿尔努老爷在做生意的时候显得非常狡猾。
他从德国或意大利收购一幅在巴黎花一千五百法郎买去的画，而后标价四千法郎，最后，美其名曰以优惠价三千五百法郎重新卖掉。他对付画家的惯用手法是，在购买他们的画时，许诺发表其版画，作为回扣和补偿，借机压低他们的价码，然后照原价卖出，而发表版画的事就再也不提了。上过这些洋当的画家都抱怨他们被耍了，而他只是拍拍自己的肚皮，就算是回答。不过，他也有慷慨的地方，就是见人就递烟抽，用表示亲切的“你”来称呼素不相识的人。他如果对某一件作品产生了兴趣，或者对某一个人有了热情，就要认定到底；他大量增加出差、通讯和广告开支，而不考虑效益如何。他自认为非常正直诚实，在需要流露感情的时候，他会毫无保留，天真浪漫地讲述着自己寡廉鲜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