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都可谓是激励人心、传颂千古的名言。

　　孟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其思想的基础就是人贵在“有义”，这种价值观使得在人类固有的理想意向即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道德精神，和为理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境界。在孟子看来，人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实现自我的道德理想。他肯定了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和可贵性，但却强调有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就是道德。

　　孟子关于追求理想人格的思想，及其“舍生取义”的理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放射过经久而夺目的光辉。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忠臣英烈们，他们为真理和正义、为人民和祖国而勇于献身的壮举，可以说都回响着孟子“舍生取义”的主旋律和正能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孟子思想的感染。因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

　　3.排斥“异端”

　　孟子一向以“圣人之徒”和儒学捍卫者自居，面对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拨乱反正”、“攻乎异端”，对各家各派学说进行批判，自然成了他的责任和使命，用他的话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者。”（《滕文公下》）由此使孟子有了“好辩”之名，尽管他自己认为这是“不得已”。孟子“好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与人讨论、政治游说、思想争辩等。这里叙述他在思想层面上的争辩，即主要对其他学派的批判。这方面最著名的如斥告子的人性论，距杨朱、墨子的“为我”、“兼爱”思想和驳许行的“并耕”思想。这其中，第一点已提过，就简单看看孟子对后面三派的批判：

　　孟子之所以要距杨、墨，是因为当时这两家的思想影响很大，“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而两家之言都与儒家思想不合。

　　杨朱是道家中人，生于孟子之前，其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思想片断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他主张“贵生”、“重己”、“为我”；“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认为，杨朱“为我”，其问题的实质“是无君也”（《滕文公下》）。孟子的定性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因为杨朱的“为我”，是想表达既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从儒家立场而言，孟子的定性又无可厚非。儒家强调稳定的社会等级秩序，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杨朱“为我”，强调个人，社会等级秩序就无法保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君”的地位受到冲击。所以孟子说这是“无君”，进一步言，“无君”就等于“禽兽”（同上）。

　　墨家是当时与儒家齐名的“显学”，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节葬”、“非乐”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认为，墨子“兼爱”，其问题的实质“是无父也”（同上）。儒家也讲“仁者爱人”，但儒家所讲是从人之常情出发的“爱有差等”，是一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爱，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而墨家所讲的是“爱无差等”，爱没有亲疏远近之分。这在孟子看来是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之别，将人父等同于己父，那等于没有己父，这不仅大逆不道，而且就等于“禽兽”（同上）。此外，孟子还对墨家“薄葬”的理论也加以了驳斥（见《滕文公上》孟子批评墨家学者夷之）。

　　许行是战国中期农家的代表人物，楚国人。关于他的情况，全赖《孟子》一书中保存了片断资料。从《孟子》书中我们知道，许行属于农家中主张“神农之言”一派的，他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同上），即人人必须劳动，自食其力，虽国君也不例外。这种主张貌似平等，却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文明的思想，实际就是要退回到原始的社会状态中去。孟子与许行弟子陈相展开了辩论，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通过指出许行理论的内在矛盾，强调了随社会生产发展而产生的不同生产者之间产品交换的必要性，进而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明显，孟子的这一理论较许行的思想合理，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意义。

　　4.王道“仁政”

　　先秦儒家的思想核心，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不外乎“内圣外王”或“修己安人”四字，这固可视为通俗之谈，确也真是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