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四处碰壁后，孟子最终明白，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重士”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王道”、“仁政”理想是难以实现了。到了这种境地，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放弃从政愿望，回归故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孟子》这部著作。

　　有关《孟子》这部书的作者、篇数，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作者，按司马迁的说法，主要是由孟子自著，而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其事；按赵岐、朱熹、焦循等历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是孟子自著；而韩愈、苏辙、晁公武等学者的意见则认为是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的追记。有关具体的说法，这里就无烦赘引了。就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较多是采取司马迁的说法。

　　至于《孟子》的篇数，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可《汉书·艺文志》却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最早《孟子》注解的作者赵岐，分《孟子》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并提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所以他不予作注。这以后，这四篇《外书》就渐渐亡佚了。今存的“外书”，学术界公认为是明末姚士粦的伪作，为清代吴骞所刊行，故不能列入《孟子》。

　　今存的《孟子》一书共七篇，篇目依次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共261章（有的分为260章）。一般认为，《孟子》的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数字，没有什么特定含义。篇目的排列顺序，按赵岐《孟子篇叙》的说法则有特定含义：

　　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

　　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

　　政莫美于反古之道也，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之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

　　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

　　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

　　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

　　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也，是以终于尽心也。

　　这实际只是赵岐个人研读《孟子》一书的心得，谓之一家之言可矣。

　　二、孟子升格过程

　　历史上有一个通行观点：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数传而至荀子；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而至孟子。以后，荀子便是汉代经学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先师，孟子则成为两宋起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也就是所谓“学统”与“道统”之别，“汉学”与“宋学”之分。对这个说法，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这里就不必去细究了。此说至少有一点不错，即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确实是从唐宋之际开始凸显的。这以后，“孔孟之道”几乎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去世以后，由他为代表的儒家中之一派似无太大的发展。到了战国的晚期，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渐渐崭露头角。荀子稍晚于孟子，他长期居齐，因学问博洽，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他精通多种儒家经典，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一派曾有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的批评只能说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

　　秦汉以降一直到两宋以前，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只能归入“子部”一类。在官私文献中，多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令人注意的是，东汉赵岐在注解《孟子》时，曾把孟子尊为“亚圣”，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可“亚圣”之名，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认可过；而“传记博士”即使存在过也为时很短，且不说此事因不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而颇启后人疑窦。当时，也有人批评孟子，最典型的应该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专立了《刺孟》一篇，列举了孟子八个方面加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