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唐代，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时；唐太宗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孟子都只字未被提及。当时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目中只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周易》、《尚书》、《毛诗》这“九经”，《论语》和《孝经》则被列入了“兼通”，而《孟子》一书没有资格入选。此时的《孟子》一书，尚不如《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四部道家著作，后者在唐玄宗时被列入科举，称之为“道举”，课试与“明经”相同。

　　但从中唐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孟子之名被厕于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政府加封了爵号，从祀孔庙；孟子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历史上的“孟子升格运动”。

　　变化最早出现在唐代宗的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一“兼经”，增为“明经”科目。此事虽未见允，但却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

　　真正揭开孟子升格运动序幕的是韩愈。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并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韩愈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颜”，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唐末的皮日休，他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上书朝廷，建议将《孟子》作为国家“明经”考试的单独一经。但韩、皮之说只是少数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赵宋立国伊始，承袭唐代旧制，国子监所祭仍为“孔颜”，明经取士仍考“九经”。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大概也只有柳开和孙奭比较有名。柳开受皮日休影响，十分推崇孟子，但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孙奭乃是三朝宿儒，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曾受命校勘《孟子》，由此“请以孟轲书镂板”，并撰成《孟子音义》二卷。

　　孟子升格被重新唤起，那是在宋仁宗的庆历之际。当时，学坛上出现了一股社会思潮，而“尊孟”也成为思潮的取向之一。庆历思潮的领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都属于“尊孟”一派。如范仲淹发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标举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风范。欧阳修推尊孟子，认为“孔子之后，唯孟子最知道”。当时最推崇孟子的应该是孙复、石介师徒，他们反复强调儒家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扬雄、王通、韩愈这样一个圣贤相续的“道统”。他们作为北宋前期首出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在当时的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在思想界出现“尊孟”的同时，实质性“尊孟”的行动也开始出现，那就是山东兖州邹县孟庙的建立。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出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在邹县建成孟庙，以公孙丑、万章等配享，还专请孙复为此事写了记文。

　　自庆历以后，孟子升格进入了迅速发展期，到了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达到高潮。当时，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尽管政治意见相左，却都属于“尊孟”之列的。二程兄弟及张载尊孟的言论很多，后来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之所以会把“四书”单独拿出来作“集注”，明显受到了二程和张载的影响，这方面的资料在他们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不必一一引证。我们主要来谈谈不太为人注意的王安石。

　　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他把孟子引为自己的千古知己，把成为孟子式的人物当作人生的目标。王安石之“尊孟”是时人公认的，其弟子陆佃评价乃师曰：“言为《诗》、《书》，行则孔、孟。”其政敌司马光也说他：“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王安石之学得力于孟子，故其治《孟子》一书亦勤，有《孟子解》十四卷，今已佚。其“新学”一派中人对《孟子》也多有钻研。王安石一派由于掌握着当时的国家权力，所以在行动上将“尊孟”积极付诸实践。孟子升格此时在政治上已获得朝廷支持，请看下列进展：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

　　熙宁七年（1074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常秩，请立孟轲像于朝廷。

　　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诏封为“邹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