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认为已具有反专制暴君的民主倾向，而不仅是民本思想了。正由于孟子对专制暴君的有力针砭，所以也不断引起历史上一些暴君的不安和恼怒，如明代的朱元璋就是一例。而孟子的这种思想，反过来成为历代人士反对暴政的理论根据。此外，在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王道”与“霸道”之辨、义利之辨等。

　　四、介绍几部《孟子》注释的名著

　　最后，我想介绍几部历史上公认的《孟子》的注释作品。在我看来，不管你是研究哪个领域的，只要你想深入了解《孟子》，这些注释作品或许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读本。

　　1.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

　　按赵岐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孟子题辞》）他采用对一句或数句原文进行注释的方法，每章结尾加上对全章概括性解释的“章指”。赵岐注的特点是：偏重于义理的阐释，而对名物制度及字义的考订训诂则相对较弱。这其中的原因，清代四库馆臣解释得已很清楚了：“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

　　从总体来看，赵注的内容比较平实，较少附会，而其为各章所做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如后来南宋朱熹在其《孟子集注》中，就对赵注颇多采纳；而作《孟子正义》的清儒焦循，对赵注也评价甚高，认为“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清儒阮元在其《孟子注疏校勘记》中则这样评价道：“汉人《孟子注》存于今者，惟赵岐一家。赵岐之学，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儒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这可说是公允的论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汉去战国未远，赵注中还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赵岐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真伪杂糅的本子，这对我们研究《尚书》就有相当的价值。

　　2.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这是宋朝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品。

　　朱熹其人，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是两宋道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中古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他于《孟子》一书用力甚勤，著述除有《孟子集解》之外，尚有《论孟精义》、《孟子问辨》、《四书或问》等，至于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涉及《孟子》一书的讨论，则更不胜枚举。以往有种成见，认为道学只讲哲学而不讲经学。那实际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误解。只需翻检一下宋明时代的学术著作即可发现，一空依傍、自成体系者极少，而凭借经义传注发挥思想的却比比皆是；甚至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语录”和“笔记”同样也不例外。这说明，道学家和心学家同样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和阐发。只不过当时学者所注重的儒经与汉唐时期的儒者有所不同，经典研究的形式有所变化，所关心的时代课题有所差异而已。朱熹的《孟子集注》可说是最好的例证，他并没有忽视传统的训诂，他曾说过：“某解《语》、《孟》，训诂皆存。学者观书，不可只看紧要处，闲慢处要都周匝。”钱穆先生对朱熹的经学曾有一番颇中肯綮的评价：“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道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道学。经学与道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