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尽心上》）。他通过“同类相似”的逻辑来论证人普遍具有善性：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也，耳之于声也，有同听也；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孟子在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之同时，提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其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同上）他还举了“牛山之木”为例来说明。

　　其二是人自己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的行为。

　　孟子与告子实质上讲的是不同的“性”。告子说的是人的本能，人人皆然，无所谓善恶，这本来也不能说就是错的。告子的失误在于仅仅把人的本能当作人性，这就使得人与动物没有区别了。而孟子强调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其主要的标志就在于人有道德意识，即有仁义之心。

　　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得到保存并扩充，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这其中既包含了他的认识论，也包含了他的道德哲学。如：“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存心养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思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自反”：“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养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同上）等。此外孟子还提出了“不动心”、“存夜气”、“先立其大”、“知耻”等修养心性的命题，这里就不具引了。

　　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命题，肯定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揭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积极意义，对推动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人性论的基调是以孟子的理论为主的，尽管也有反对孟子的观点。

　　2.理想人格

　　从孔子开始，理想人格就成为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目的。在孔子那里，理想人格的目标是有等级的，它们依次是圣人、贤人、仁人、志士、君子。在《论语》中，有很多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有的是孔子本人的话，有的是其弟子的话，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同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子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以来儒家强调追求理想人格的思想，他有一系列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较为人所熟知的如：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梁惠王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同上）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