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其思想自不例外，这本没有多大疑问。但自宋代开始，儒家学者为回应佛教心性之学的挑战，在充分发掘先秦儒家心性之学资源的同时，逐渐也形成了一个颇为流行但却片面的观点，即认为孟子思想的本质就是心性之学。更有甚者，以为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就是心性之学。这真可谓“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也”！确实，在先秦儒家学者中，孟子讨论心性问题最多，称他为儒家心性之学的实际开创者也不为过。但孟子重心性，并不表明他就轻社会政治了。实际上，孟子所以要大谈心性，恰恰是与他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紧紧结合一起的，恰恰是为了论证他的政治理念，恰恰是为他的政治理论服务的。

　　从性善论出发，孟子提出了关于“仁政”、“王道”的政治学说。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仁政”源于先王的善性，即“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而“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即从划定土地开始的。孟子提出的理想状况应该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包括了他“制民之产”的理论，即主张以“恒产”来求得老百姓对国家的“恒心”。他认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梁惠王上》）

　　这里的“恒产”指稳定的生产资料，“恒心”指正常的道德行为。而所说的“士”，特指有学识修养的知识分子。孟子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作为其稳定的经济来源，就不可能有正常的道德意识，就会违法乱纪、无所不为。如果统治者不能保障人民必需的生活来源，等到老百姓犯了法再去惩罚他们，那等于在陷害老百姓。所以，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

　　“制民之产”就是要让老百姓拥有一定的财产，在当时说来就是拥有一些土地。老百姓的财产要足以赡养父母，抚养妻子儿女；要能保证丰年衣食不愁，灾年不至于饿死。有了这样的条件，才可能引导老百姓讲道德，即前面提到的“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而老百姓也容易接受。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肯定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是正确的，在当时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突出强调了“民”的地位，具有明显的民本色彩。他提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在一个社会中，国家政权要比国君重要，而老百姓又比国家政权重要，这就是“民贵君轻”思想。孟子引用《尚书》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天”与“民”等同了起来，而“重民”也就与“尊天”具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这在二千多年前说来确实很了不起。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孟子不仅提出了“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引申出君臣关系相对性的观点：“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君臣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只有当君主敬重和爱护臣下时，臣下才可能忠于君主，反之若君主不把臣下当人看，那么臣下也有理由敌视君主，这是对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思想的发挥。比孔子更进一步的是，孟子还肯定了臣下和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力：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谓之贼，贼义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