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是既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不仅吸收传统注释，且收入宋儒十二家解说，下以己意，可谓集两宋《孟子》学大成。当然，也有人以为朱熹的《集注》过于偏重哲学义理的阐发而忽略章句训诂及名物典章制度，这一观点自然不能说错。但殊不知，这恰恰也是此书特点之所在。还是周予同先生说得好：“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们现在要读《孟子》，如果不读一读朱熹的《孟子集注》，那你的理解一定难以全面，甚而还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3.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是清代学者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

　　焦循其人，是清朝乾嘉之际扬州学派的经学大师，他以《易》学闻名于当时。但焦循早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重作《孟子正义》，因为他认为“伪疏舛驳乖谬，文义鄙俚，未能发明其万一”。当然，这可能也包含他对过于偏重义理的朱熹《孟子集注》的某种不满，尽管此点他没有明说。但后来的三十多年里，焦循的精力基本上都萃于了《易》学，所以无暇顾及《孟子》一书。当他完成其名著《雕菰楼易学三书》，开始从事《孟子正义》撰作时，已经步入其晚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五十四岁的焦循，与儿子焦廷琥一起开始纂辑资料汇集性质的《孟子长编》。当十四帙《长编》完成后，他马上又着手编撰三十卷的《孟子正义》，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完成其著。翌年七月，焦循未及誊清此书全稿就病故了。

　　焦循《孟子正义》的特点是以训释名物为主，资料极为翔实。他博采经史传注，裁成损益，断以己意。就研究《孟子》资料的丰富而言，至今还没有哪部《孟子》研究著作能超过它。例如，其中仅征引清人考订注释的研究成果就多达六十余家。就体例而言，此书以赵岐的《章句》为主，分段疏释。但他并不墨守唐人所谓“疏不破注”的注经原则，“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客观地说，焦循的《孟子正义》，如对想粗粗了解《孟子》的人来说，或有繁琐之嫌；但对想认真研究《孟子》的人来说，则价值极大。

　　4.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这是当代流传很广的一个译注本。

　　已故的杨伯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古籍整理和注译专家，曾师从杨树达、黄侃等国学大家，于古汉语语法和虚词及古籍的整理和注译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孟子译注》虽不如其《论语译注》那么有名，但也影响不小。

　　该书的注释，颇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等，对历史知识、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也有一定的考证，而全书的译文亦属严谨、明白、流畅。这一切都颇便于初学者，因此自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后，屡次再印，流传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