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帮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像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三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赔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像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像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像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哔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ir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像省城、重庆、自流井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坍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