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搿…”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像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