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战争与和平》的语言又以辩论的态度深入到读者观察事物和评价事物的视野中去，试图破坏读者积极理解所依赖的感知和判断的背景。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是十八世纪的后继者，是启蒙主义的后继者，特别是卢梭的后继者。由于这个缘故，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与之辩论的社会性杂语的交织更多地是缩小成了一位具体人的意识，而不是某一时代的意识。其结果就是——对话性，当然更多的是辩论性对话得到了极度的具体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托尔斯泰那富有表现力的风格中清楚地听到各种语言的对话性。

四 人物性格塑造技巧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丁·杜·加认为——“托尔斯泰对于未来的小说家是最好的导师。身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这可以感到也可以不觉得，但要是托尔斯泰对一个作家产生了影响，那么这只能是良好的影响，而排除了任何矫揉造作的可能性。自然、质朴到了极点，我甚至可以说，他运用的手法都是极普通的，每个文学新人都可以接受，在他那里，可以言传身教的‘技巧’是没有的。”[23]

就风格本身的狭义意义的层面即所谓“技巧”来说，《战争与和平》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言说的。托尔斯泰只是在小说里不停地积累了无数的事件和风俗画的细节。但正是他的这种貌似毫无技巧的积累，却让每一位读者兴味盎然。如果就以王尔德对风格的补充定义来看——“风格——这乃是作家消除自己和读者之间的一切隔阂的能力，风格的最高胜利乃是确立真正的精神上的接近”[24]，那么我们可以将托尔斯泰看作是这样一位出色的风格家。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受到风格的任何的束缚。正是托尔斯泰的这种风格使得他的天才表露得最平易近人，但同时又最无法模仿。

1、个性塑造的浮雕感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对人的个性的描写很像高浮雕的半凸出人体；这些人体有时候似乎马上就要脱离塑造出、把握着它们的平面，最后跳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像可从四周观看、可及可感的圆雕一样；然而，这是视觉的欺瞒：它们永远也不会分离出来，永远不会从半圆变为全圆；我们也不会从另一面看到它们。”[25]

完美的“圆形”——卡拉塔耶夫在我们读者的眼前只是存在过，而非真正地生活过。我们看到了他的善良和纯洁，但我们无法深入他的内心。似乎这个人物的出场只是来完成显现完美圆形的使命。卡拉塔耶夫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一张活生生的脸，而只是对全部善、美、圆的俄罗斯事物的体现罢了，是巨大的道德和宗教的象征。

其他人物的个性描写也有类似的情况。安德烈、彼埃尔……其个性塑造是轮廓线式地被勾勒出来的，而非清晰的可见可感的纵横交替般地被展开。综观《战争与和平》中所有主要人物的个性塑造，没有哪个人物我们能够深入到他们的纵深处。这些浮雕的背部永远是被隐没的。无论是安德烈的死亡，还是彼埃尔的复活，初看上去是完整的。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琢磨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不够充分的。

安德烈临近死亡时的第二张脸、彼埃尔复活时的第二张脸、娜塔莎婚后的第二张脸……第二张脸的出现——这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牵引线，为了消解原来的第一张脸，为了呈现一张更好的脸、一张托尔斯泰本人乐于接受的脸。原本特殊的脸、个别的面目、具有动物性本能特质的躯体都被渐渐地默默地磨掉了。个性的发展总是被搁置起来，朝着模糊的方向退去。就如同这些浮雕一般，最后消融在背后巨大的岩石中间，看不见了。“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没有典型，没有个性……这些人的面容刚刚上升，浮出渊面，便又立即为自发势力吞没，永远地沉入其中。”[26]

2、躯体特征描写的油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些人物的躯体特征一再地被描写。比如，安德列公爵夫人那上扬的、长着小须的上唇；玛利亚那两只沉重的大脚；库图佐夫的虚胖和笨重……无论这些特征显得多么的外在和可有可无，但事实上却是和人物的内在精神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描写并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是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立体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