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托尔斯泰精神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圈子——官人和有学问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贵族生活与广大的农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意识到自己正在形成的宗教哲学观点与他的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刻矛盾。他彷徨、忧虑、痛苦，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孤帆——不安的、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托尔斯泰当时找到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接近人民、学习农民的信仰。他逐渐形成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要恢复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将道德自我完善视作改造人类的最好途径。托尔斯泰的这些观点在《忏悔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长篇论文中不仅清晰地显示了他的精神危机的演变过程，而且明确地表明了作家与旧的生活方式决裂后的新的人生态度和宗教道德主张。

因此，激变后的托尔斯泰开始着手创作“人民戏剧”。他意识到他的时代有千百万的人民正在学会阅读。他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声——“为我们写作，我们渴望活的文字。”因此，托尔斯泰渴望通过直观的、平民读者容易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以《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和《光在黑暗中闪耀》的成就最高。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和《哈吉·穆拉特》既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作品，又显现了他有力的艺术表现力。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在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塑造丰满而又复杂的艺术形象等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托尔斯泰既创造了聂赫留道夫这样一种“忏悔贵族”的形象，又第一次将下层妇女——玛丝洛娃作为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角。在小说的世界里，托尔斯泰既撕下了旧世界的一切假面具，又在简洁的场面中作了高度戏剧化的处理。《复活》仿佛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奏响了辉煌的尾声。

一直以来，托尔斯泰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渗透着真正的基督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他力图达到的正是这一点，他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去爱、去行善，也希望这些作品的读者能够学会去爱、能够真正感受到基督的精神。这就是托尔斯泰竭尽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此外，在生活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来抵御人性的各种欲望。

因此，晚年托尔斯泰的生活更加平民化了。他既参加劳动，又宣布放弃私有财产。因此有人开玩笑称他为“农民伯爵”。此外，由于托尔斯泰作品中对专制政权、官方教会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猛烈抨击，因此东正教最高会议公开宣布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然而和政府当局的意愿相反，托尔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却由此达到了顶峰。人们纷纷向他欢呼和致意。

但是，“托尔斯泰一直被极度的焦虑困扰着，他总想弄清楚自己置身之所在。他一直都在苦苦地解说自己的遭际。可以不开玩笑地说，托尔斯泰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托尔斯泰自身的问题。他所有探求的中心就是他自己。直到最后他仍努力使自己的一生无懈可击，这倒不是为了别人的指摘，而是为着自己的怀疑。”托尔斯泰的这种质问和自我反省是他的性格中一种非常强烈的特质。

此外，再加上托尔斯泰和妻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及有不少人指责他言行不一。因此，托尔斯泰感到很痛苦，多次考虑过离家出走的问题。1910年的一个深夜，忍无可忍的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了。几天的奔波和劳累是一个82岁的老人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7日与世长辞。人们依照托尔斯泰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传说中藏有象征人类幸福的绿杖的地方。

那里没有墓碑，只有太阳的光辉；那里没有喧嚣，只有鸟鸣涧；那里朴素极了，但却分外打动人心。这一切正如普希金的一首诗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而如今，当代的读者和托尔斯泰之间的交流完全能够通过他的一部部作品穿透他的坟墓，也能够沟通往昔曾被同样感情激动过的人们，当然同样也能钩连未来将被这些作品激动着的人们。

二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