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和平》中，正像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一样，托尔斯泰把个人、家庭的悲欢离合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揉合在一起：个人、家庭的命运植根于民族命运的土壤之中，民族命运又投射于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中，它们互相说明、补充、印证。而这一点，正是史诗型家庭小说的最主要的特征。在这样的艺术结构和艺术表现中，历史人物与艺术（虚构）人物同台献艺，比翼齐飞，而这之中包含有巨大的艺术空间和思想空间，高明的小说家总是善于把自己关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的和艺术的构思游刃有余地置于其中，从而巧妙地实现他的艺术理想。

不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在思想和艺术表现方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他们在构建自己的长篇小说时都同时聚焦与历史和现实。普希金主要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双筒望远镜在搜索历史的时候，显然偏重于现实这一边。《上尉的女儿》在描写历史人物方面笔力虽然也很集中，但由于现实方面的条件的限制，多少还有些闪烁其辞。他更多地是展示他笔下的艺术人物的悲欢离合。而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却随时准备追本溯源，他的双筒望远镜几乎是不偏不倚，直视历史和现实。他不仅对历史人物全面观照，而且对历史事件的追踪几乎达到不分巨细的地步。而对他笔下的艺术人物，更是关怀备至，甚至不放过他们意识中的点滴浪花。普希金有着希腊艺术家的分寸感，他常常满足于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思想家托尔斯泰有时却简直抛开了艺术家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不修边幅，听任他思想的翅膀天马行空、四处游弋。当他执着于一些问题的探究时，有时甚至还把艺术抛开，把哲学论文引入他的长篇小说；当他为了弄清思维发展的过程时，常常不惜挖掘出大量的心理细节来反复玩味。这一切，自如亨利·詹姆斯所说，他不然做来似乎得心应手，而别人学来下场极其悲惨。

至此，我们大约可以对作为史诗型家庭小说的《战争与和平》文体上的主要特征做出扼要的归纳：

1、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在《战争与和平》中，对1812年俄法战争的直接描写占有极大的比重，甚至上升到主体的地位，以致有不少人认定它为一部历史小说。然而，从本质上看，这分量很大的有关战争的描写依旧只是为家庭小说提供的一种背景。背景的史诗特性与家庭小说结构特性交相辉映。

2、尽管历史人物与虚构的艺术人物“同台献艺”，但历史人物依旧只是虚构的艺术人物的“陪托”。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不是历史人物，而是艺术人物。

3、与上述特点相联系，作家对历史人物和艺术人物的描写采取重心不同的描写：总体上说，对于前者的描写，主要是一种“外部”的展示，其目的在于背景的完整“再现”。而对于后者，则是一种全方位的“创造”，特别是在对艺术人物内心世界的“追本溯源”上，达到空前的程度，所谓“心灵的辩证法”便由此而来自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我们称之的史诗型家庭小说的结构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后来的俄罗斯文学中、在欧美文学中，乃至在我国当代文学中都出现了这方面成功的例子。那种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个人、家庭的悲欢离合结合起来的结构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在如今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创作的规律。不过，对当代小说家来说，《战争与和平》也许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颠峰。

这个译本是组织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的6位博士共同翻译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翻译实践比较此前多种译本探讨文学翻译的经验和得失，总结文学翻译的规律，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为了署名的便利，将6位博士合称为“陆博”。具体分工如下：胡谷明博士：第1卷1-3部；熊友奇博士：第2卷第1-3部；白文昌博士：第2卷第4-5部，第3卷第1部；刘肖岩博士：第3卷第2-3部；杨玉波博士和朱宪生——第4卷第1-4部；戴可可博士和朱宪生：尾声。陈静洁硕士为译序撰写了初稿，刘肖岩博士和戴可可博士在译稿的后期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在此感谢。本书根据1986年“苏联”“真理”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战争与和平》译出，附录中收录了原书由苏联学者撰写的序言（胡谷明译），供读者参考。由于学力和素养的限制，译本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