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独特的叙事方式——比较对照，使得全书浑然一体。正如克里斯琴认为的那样——“它的构成原则是：根据其对立面来考虑人物和现象，然后，再设计这些对立人物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5]托尔斯泰总是把一个人物和另一个人物加以对照，或是将一组人物与另一组人物加以对比。在《战争与和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的对比，彼埃尔和安德烈以及尼古拉之间的对照。在《战争与和平》中最突出的对照是农民与社会上等人之间的对照。农民卡拉塔耶夫强烈的道德观念和有身份、有地位人士的肤浅和虚伪互相对照的描写对托尔斯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中上阶层所以意欲协助贫苦，不但出乎怜悯，而且是出于良心的不安。”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采用第三人称的小说叙事人来进行叙事。奥托·路德维格指出：“他（小说叙事人）是时间和空间的绝对主宰……他具有与思想等同的威力，他再现的东西丝毫不受现实的捆扰，他尽情地调动人物，安排情节，丝毫不受体力的限制。他拥有自然和精神的全部力量”[6]。这个叙事人习惯于放弃时间上的倒退，习惯于使用所谓的“‘历史现在时’进行叙述，即站在故事发生的时刻叙事”[7]。“历史现在时”能用来强调过去时间的现实化。这个叙事人所具有的使过去时间现实化的能力是一个超出动词的时间界限，而又使得过去时保留时间价值的现象。

此外，这个叙事人是不参与情节的叙事者。因此，这个叙事人通常和制造出他的隐含作者是一致的。“一部小说作品，即使没有任何参与性的叙事者，也不能没有一位躲在幕后的作者的影子。他是舞台监督，是操纵傀儡之手；或者如乔伊斯所说，是位不声不响地在修剪指甲的无动于衷的上帝”[8]。这就像反射镜一样，小说中的人物反射出叙述者的态度，叙述者反射出隐含作者的观念，隐含作者则反射出作者本人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战争与和平》的包罗万象是毋庸质疑的。但难得的是这些万象都不是平庸、乏味的。此外，就是它的自然。托尔斯泰不去专门写一种情绪、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专攻于描写人对金钱的欲望。他所感兴趣的是在任何一个场景中、任何一个人物身上发掘出生活的质和量。

卢卡契极为敏锐地把握到了描写的增长所带来的危机：细节的独立化。通过比较左拉和托尔斯泰的描写方式之不同，卢卡契注意到——托尔斯泰并不只描写或是简单或是复杂的“事件”，而是在叙述人的“命运”。因此，卢卡契认为——“直到托尔斯泰，小说的发展是按照真正的‘叙事风格’来叙述”[9]，而不是按照左拉式的精确描绘来叙述。后者只是提供了事物的细节和客观的资料式的完整性。

《战争与和平》一直保持着时间、情节和叙述上的统一，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完整性和叙述的轻重缓急。托尔斯泰对叙事的维护，对故事、行动和情节的维护，并不是文学上陈旧的观念，而是对个性、主体性的坚守，是对人文主义的个人价值的强调。他显然仍然向文学叙事要求一种个人的行动能力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而文学叙事中的这些方法是个人重新拥有他在历史中的主体性、恢复他的历史行动能力的一个“希望原则”。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和彼埃尔们的探索和追求正是遵循了这一“希望原则”。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梦想在文学里得到对人生意义的解释，力图在文学里得到灵魂的拯救，渴望在文学里得到行动上的真正实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梦想力量、‘希望原则’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变化着的可能性……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动正是来自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10]《战争与和平》的叙事结构深刻地依赖于这种希望原则和它的历史时间。只有在历史的乌托邦结构和历史时间中，它的主人公才能更好地获得一种性格上的道义力量和一种悲怆的命运感。只不过在托尔斯泰眼里，这个命运既不是无常的生死，也不是无意义的宿命，而是“自由与必然性的一定关系”。

2、双曲线式的叙事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