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托尔斯泰善于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的特定环境和社会历史相联系。环境变化对人的影响是托尔斯泰最为细致观察的现象之一。他喜欢把同一人物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下——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军队生活中，战场上或是乡村间，来向读者揭示这个人物在精神上发生的相应变化。《战争与和平》中那棵著名的老橡树和安德烈的内心变化相关；而明净的天空是安德烈沉思的背景和对象。从福楼拜和莫泊桑的静物画的意义上来说，虽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在那棵树和那片天空上表现出什么独创性，但他却能在刹那间用巨大的诗意般的活力表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因此，托尔斯泰设置了这一幕幕特定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更好地张显人物的心理活动。两相相对应，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这部以历史为大背景的小说自然少不了人物和历史的纠结。库图佐夫等人的心理描写直接纳入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战争的进程影响了库图佐夫们的内心和情感。反过来，我们发现正是他们的性格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役的结果。在战争的严酷现实之下，每个人都在变化。因为战争，娜塔莎令人哀伤地成熟了，不再是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了。尼古拉最终将理想的生活寄予在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中。“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32]因此，托尔斯泰用心灵辨证法的方式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言说的内在精神用文字表达了出来，这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是小说家的任务了作为发展中的一种体裁，长篇小说还未定性。就它的本身来说，“它是非标准化的。这是一种自身的适应性。这是一种永远寻找着、研究着自身并对自己已形成的形式进行重新审视的体裁。”[3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在做着这样的一种诠释。

五 史诗型家庭小说的颠峰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体特征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在这部小说陆陆续续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这个问题已经显露出来了。为此，托尔斯泰早在《战争与和平》全部发表完之前，就已经写下了《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刊登在了1868年《俄国档案》3月号上。“《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也更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够用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34]可见，托尔斯泰非常想突破文学作品的通行形式，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达形式。

最先认同托尔斯泰这种想法的是俄国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巨幅画卷不愧为俄国人民的艺术反映，这真是前所未闻的现象，是现代艺术形式的一部史诗。”[35]随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逐渐认识到《战争与和平》特殊的文体形式，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这部小说中的史诗性成分。

罗曼·罗兰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他在《战争与和平》里窥见了“作品的荷马式精神，洞悉永恒法则的宁静、命运之气息的庄重节奏、与所有细节相连并制约作品的总体感。”[36]“这是多得不可胜数的灵魂，像千千万万的小溪被永恒的力量吸引着一去不返地奔向名称叫做海洋的所在。”[37]而我们每一个读者则在这一处处灵魂的海洋上空飞翔，并且俯视着这无边无际的生活，做着漫漫的思考。法国作家阿尔芒·拉努认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第一次体现了黑格尔的名言即‘小说应该成为史诗的现代形式。’”[38]巴赫金也觉得——“《战争与和平》是家庭历史长篇小说（有史诗倾向）。”[39]梅列日科夫斯基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战争与和平》……是真正的‘史诗’。”[40]其恢弘完整的、展示历史与个人合力的合奏，奠定了这部小说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