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死魂灵》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长篇小说，可以说它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超大型”散文作品，它不仅具有与长篇小说这种形式相匹配的规模和篇幅，同时也比以往任何一部小说更广阔地反映出了社会生活，果戈理因此获得了“俄国散文文学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的称号。从此，俄国文学拥有了在规模和篇幅上可以与西欧相媲美的长篇小说。

《死魂灵》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果戈理显然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在1835年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一部曾经长时间思考过并将继续长时间思考的作品，它既不像中篇小说，也不像长篇小说，很长，很长，有几卷之多，它的名字叫《死魂灵》……这是我的长诗……”1842年也就是《死魂灵》发表的前夕，果戈理在给友人的信中又把《死魂灵》称作长篇小说：“我有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真的，不过在它问世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宣布。”可是在正式发表时，他还是把《死魂灵》称为“长诗”。

果戈理认为长篇小说这种体裁，“所描写的不是整个生活，而是生活中的突出事件，尽管有规定的空间，但是它仍能使生活有声有色表现出来。”关于长篇小说事件的发展，他认为“不论出现什么，这只是因为与主人公本人有极大联系而出现的。”他认为：“新时代产生了一种叙事作品，它好像介于长篇小说和史诗之间，这种作品的主角虽说是个别的和平凡的人物，但对于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作者让他的生活经历一连串的事件和变化，为的是生动地描绘出作者所写时代的特点和风尚中一切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真实情景……”他把这种作品称之为“小型史诗”，也就是说，在果戈理看来《死魂灵》就是这种“小型史诗”。显然，果戈理认为自己这部作品与他心目中的长篇小说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果戈理看来，他的大型散文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具备一定的史诗性，但他笔下的人物是否称得上典型人物，还有他的作品的结构是否具有那种为新的散文体裁长篇小说所要求严密性，这些在他的心中还是没有底的。他甚至也不十分明确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有那些具体的“规范”。

在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果戈理以他的《死魂灵》开创了一条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所代表的史诗型家庭长篇小说和和心理小说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史诗型社会小说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直接与《死魂灵》相联系的首先是谢德林《外省散记》，而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社会问题小说。

俄罗斯长篇小说在其发展的初期，就产生了两种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和两类不同的小说模式，文学史上一般把它们称为普希金流派和果戈理流派，或者说是诗意的现实主义和讽刺的现实主义两大流派，而它们各自的代表性的小说文体是史诗型家庭小说和史诗型社会小说。在前者中衍生出它的一种重要的变体——心理小说；而在后者中，则产生了它的特例——社会问题小说。

从艺术角度看，托尔斯泰无疑是属于普希金流派的小说家；而从《战争与和平》的文体特征看，托尔斯泰仿佛是在履行他的老师普希金的遗嘱，把普希金初步确立的史诗型家庭长篇小说的雏型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新的高度。在这方面，把《战争与和平》与《上尉的女儿》总体的艺术结构和艺术表现相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尽管这两部作品在规模和篇幅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两部作品都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上尉的女儿》以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而《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卫国战争背景。不过，由于普希金在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时，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描写要受制于沙皇官方舆论的严密控制，他不得不将这一背景蒙上一层迷雾，因此这一背景多少显锝有些朦胧。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表现1812年卫国战争时却无须受到种种限制，小说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把这一背景展现更加丰满和全面，所以1812年战争在作家的笔下被表现得当充分，以至它几乎上升为作品的主体部分。以往不少人把《战争与和平》仅仅视为一部历史小说都缘于此。自然，如果把《战争与和平》中纯粹的有关战争的描写集于一体，那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历史文献，尽管它也具有一定的或很高的学术价值，但那个托尔斯泰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托尔斯泰了。所以，在小说家托尔斯泰看来，1812年战争不是他要表现的主体，或者说，不完全是他要表现的主体，而是他为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提供的一个活动背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关注的中心还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处在这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在1812年战争中，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人物库图佐夫、拿破仑乃至亚历山大一世等是主人公，但他们并不是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他们甚至也不是那场战争的主人公，按照小说家的艺术描写所显露出来的，人民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的主人公。《战争与和平》中真正的主人公是彼埃尔、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等俄罗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