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欲言又止的习惯。厨房的水槽里，绿色的污水满得都快溢出来了，水里的那股白菜味儿比任何时候都难闻。温斯顿跪在地上检查了一下水管的弯头。他讨厌用手干活，也讨厌弯腰，那样总会使他咳嗽。帕森斯太太在一边看着，一点也帮不上忙。

“当然了，如果汤姆在家，他会马上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活儿。他的手很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胖乎乎的，但是很活跃，而且极为愚蠢，心中充满了白痴一般的热情——他就是那种虽然服着苦役，却深信不疑、忠心耿耿的人，这种人才是党的稳定的基础，比思想警察作用还大。他到三十五岁才极不情愿地退出了青年团，在加入青年团之前，他还超龄在小小间谍队里赖了一年。他在部里干的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低级工作，可是另一方面，他是体育委员会和其他所有委员会的积极分子，负责组织集体郊游、自发游行、节约行动，和各种志愿活动。他会一边抽烟一边非常骄傲地告诉你，过去的四年中，他每天晚上都到社区中心去。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熏人的汗味儿，无意中证明了他紧张的生活，即使他走了，那股汗味儿仍久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摆弄着弯头上的螺母说。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她立刻好像被抽掉了骨头似的，“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顿地声和又一阵吹梳子声，孩子们冲进了客厅。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污水，取出了一团堵住管道的头发，感到很恶心。他用水龙头里的冷水尽量把手指洗干净，然后回到了房间里。

“举起手来！”一个野蛮的声音喊道。

一个长相粗野但是很好看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用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威胁着温斯顿，比他小两岁的妹妹用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俩都穿着蓝色短裤，灰色衬衣，系着红领巾，这是小小间谍队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举过头顶，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这孩子的举止那么恶毒，这不完全是个游戏。

“你是叛徒！”男孩喊道，“你是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送到盐矿上去！”

突然，两个孩子围着他又蹦又跳，嘴里喊着“叛徒”和“思想罪犯”，小女孩模仿着哥哥的每个动作。不知怎么，这一幕看上去有点吓人，他们好像两只嬉戏的小老虎，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男孩眼里有一种狡猾的凶残，显然很想打温斯顿、或者踢他一下，而且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长大了，可以这么做。幸亏他拿的不是真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紧张地看看温斯顿，又看看孩子们，然后又回到温斯顿身上。客厅里的光线明亮一些，温斯顿颇感兴趣地发现，她脸上的褶子里真的有灰尘。

“他们真够吵的，”她说，“他们很失望，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就是因为这个。我忙得没空带他们去，汤姆下班又太晚。”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男孩大声喊道。

“我们要看绞刑！我们要看绞刑！”小女孩唱着，还在跳来跳去。

温斯顿记得，有几个欧亚国的囚犯，因犯战争罪，今晚要在公园里被绞死。这种事大约每月发生一次，是个非常热门的盛事。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去看。他告辞了帕森斯太太，向门口走去。他在走廊上刚走出六步，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后脖子，令他一阵剧痛。好像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脖子。他转过身，刚好看见帕森斯太太正在把她的儿子往门里拽，那孩子口袋里装着一支弹弓。

“哥德斯坦！”门关上的时候那孩子吼叫着。可是，最让温斯顿震惊的是那个女人灰色的脸上那种无可奈何的恐惧。

回到公寓里，他迅速走过电幕，又一次在桌旁坐下，仍旧摸着他的脖子。电幕里的音乐已经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清脆的军人般的声音，正带着一种残忍的兴味描述新的水上要塞的火力装备，这个要塞刚刚停泊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

他想，和那些孩子在一起，那可怜的女人日子一定不好过。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夜监视她，寻找她身上的非正统迹象。现在的孩子几乎个个都很可怕。最可怕的是，他们在小小间谍队这样的组织里受到了系统训练，变成了无法管教的小野人，而这又不会使他们产生任何违抗党的纪律的倾向。相反，他们爱党和一切与之有关的东西。唱歌、游行、旗帜、郊游、用仿真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光荣的游戏。他们所有的凶残都被激发了出来，指向了国家公敌，指向了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思想罪犯。三十岁以上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常有的事。这也合情合理，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都会刊登一张照片，描述一些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分子——通常用的词是“少年英雄”——如何偷听到了一些秘密谈话，向思想警察揭发了自己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