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伸手小心地挠了挠他的静脉曲张性溃疡。又痒起来了。人们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可能了解革命以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儿童历史课本，把其中的一段抄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在旧社会，在光荣的革命发生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伦敦是一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几乎人人食不果腹，成百上千的穷人没有靴子穿，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年纪比你们还小的孩子要为残忍的老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手脚慢了就要挨鞭子，他们吃的是陈面包屑和水。但是，在这一片可怕的贫穷之中，却有几座富人住的高大漂亮的房子，伺候他们的仆人甚至多达三十个。这些富人叫资本主义者。他们肥胖、丑陋、长相奸诈，就像下一页上的那张画一样。你们可以看见他穿着黑色长外套，叫做礼服大衣，戴着一顶奇怪的、亮闪闪的、像烟囱似的帽子，叫做大礼帽。这就是资本主义者的制服，别人不许穿。资本主义者拥有世上的一切，其余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钱财。如果有人不听他们的话，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被解雇饿死。任何普通人在和资本主义者讲话的时候都要卑躬屈膝，脱帽鞠躬，称呼他们‘先生’。所有资本主义者的领袖叫做国王——

他知道记载中的其他内容。有穿着法衣的主教，穿着皮袍的法官，颈手枷，足枷，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就职宴会，和亲吻教皇脚指头的惯例。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东西，儿童课本里也许不会提到。那是一种允许每个资本主义者和他工厂里的任何女工睡觉的法律。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撒谎的成分？也许，总的来说，现在的人们确实比革命以前生活得更好。唯一的反面证据就是你骨子里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感到眼下的生活难以忍受，在其他某个时候，日子一定与此不同。令他吃惊的是，现代生活的真正特点不是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它的贫瘠、暗淡，和百无聊赖。你只要看看周围就会发现，生活不仅与电幕里流出的谎言没有相似之处，而且与党试图达到的理想也没有相似之处。即使对党员来说，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是中性的、非政治的，无非是完成沉闷的工作，挤上拥挤的地铁，织补穿破的袜子，讨来一片糖精，省下一支烟头。党的理想是某种巨大的、可怕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一个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一个庞大的机器和可怕的武器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好战分子和狂热分子构成的国家，人们整齐划一地前进着，想着同样的念头，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工作着、战斗着、胜利着、迫害着——三亿人长着同样的脸。而现实却是破败肮脏的城市，饥饿的人们穿着漏水的鞋匆忙来去，住在草草修缮过的十九世纪的房子里，闻起来总是有白菜和厕所的味道。他似乎看见了伦敦的图景，像一个庞大的废墟，一个上百万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其中还能看见帕森斯太太的脸，她满脸皱纹，头发稀疏，正在无奈地摆弄着一个堵塞的下水管。

他又伸手挠了挠脚踝。电幕日日夜夜用数据轰炸着你的耳朵，证明人们今天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人的寿命长了，工作时间短了，比五十年前的人更高大、更健康、更强壮、更幸福、更聪明、更有文化。这一切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例如，党声称，如今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都有读写能力：而革命前，据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这像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历史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的一切，很可能纯粹是胡说八道。就他所知，可能从未有过“初夜权”这种法律，从未有过资本主义者这种生物，也从未有过大礼帽这种服饰。

一切都化为了一片迷雾。过去被抹杀了，抹杀的行为被遗忘了，谎言变成了真相。在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在事情发生后：这一点很重要——他得到了实实在在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历史被篡改了。他将它捏在手指之间足足三十秒。那一定是1973年——无论如何，那大约是在他和凯瑟琳分手的时候。但真正有关的日子还要往前推七八年。

故事实际上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的时候，原先的革命领导人被彻底铲除了。到了1970年，除了老大哥之外，一个也没有剩下。那时，其他所有人都被揭露为叛徒或反革命。哥德斯坦逃跑了，藏匿在不知什么地方，其余的人中，有几个消失了，大多数在经过壮观的公审，并且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之后，被处决了。最终的幸存者有三个，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他们三人一定是在1965年被逮捕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消失了一年多，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然后又突然出现，像往常那样检举自己。他们承认为敌人收集情报（当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挪用公款、谋杀数名可靠的党员、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在革命以前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搞破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被赦免了，在党内重新任职，担任的是一些听起来很重要的闲职。三人都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长长的声泪俱下的文章，分析自己变节的原因，发誓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