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以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理由是，我们处在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时代迫切要求解除对于中国及其文明生存的巨大危险。因此，在张之洞这位爱国者和儒门弟子的心目中，中国及其文明的利益与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准则之上的，就如同在纽曼博士心目中对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一样。事实上，正因为纽曼博士对于基督教的优雅与美好是如此的挚爱，才使得他为了挽救和维护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具体体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认为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抛弃基督教原则是正当合理的。同样，出于对中国及其文明的强烈忧患，张之洞认为他被迫调和，迫不得已抛弃儒教原则，至少对于中国的民族生活来说，也完全应该。

无论是纽曼博士还是张之洞，像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一样，由于我已指出过的那种弱点，都成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那种其才智被过于强烈的空想所歪曲的人。孔子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法国人茹伯则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能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纽曼博士和张之洞所采用的这种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在政治上则导致了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东西。尽管张之洞和纽曼博士这样的人，正如我所说过的，是品格高尚动机纯洁的人，但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八

当庚子灾变结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开始致力于采纳欧化方案。——中日战争首次将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可怕怪物带到中国门口，置于中国古老文明的面前。此前，中国的文人学士虽然对这一可怕怪物感到惊奇、厌恶和憎恨，但他们仍然蔑视它，试图不去理会它对于中国人民及其文明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怪物远在欧洲，在另一个大陆，所以危害尚且遥远。而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及其文明与这种可怕的怪物——现代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洹—就仅仅是一海之隔了。于是，在中国文人学士之中，便激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其结果，自然是一场由忧患和激动所造成的疯狂。那些最坚定的保守派，甚至已故的光绪皇帝，也愿同康有为及其中国的雅各宾派，同这些打算把希腊人的木马引入特洛伊城这里是指引狼入室，引祸进门。在特洛伊战争的第10个年头，希腊人制造了一个大木马，内置勇士若干，特洛伊人听信一个战俘的谎话，将木马拖入城内。结果希腊人得以里应外合，攻陷特洛伊城。的人们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要祈求和呼唤现代欧洲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可怕怪物来援助中华民族。对此，反对的呼声蜂拥而起：“我害怕希腊人，甚至怕他们的礼物！”（TincoTinco：疑是“Tmeo”之误。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张之洞在这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建议来个调和，但骄傲的满洲贵族起而声言：“不可，我们宁愿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死”，誓死抗拒（Perissons en resistant）。已故的帝国大臣徐桐，一位中国一流人物和满族派成员便说：“要亡么，要亡得正。”

与此同时，对这种可怕怪物的恐惧，对现代欧洲实利主义文明可能即将占领中国并毁灭中国文明的可怕恐惧，迫使一般中国人、整个华北的农民发了疯，他们组成义和团，奋起支持满洲贵族。已故皇太后尽其最大努力设法摆脱这种困难而复杂的局势。但是，当外国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皇太后得出了“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Una salus victis，nullam spcrare salutem）的结论。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馆开火。于是，满洲贵族和整个华北的农民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做出极端之举，要赤手空拳地将可怕的现代欧洲实利主义文明这一怪物，以及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统统赶入大海。就这样，中华民族以自身的文明资源，以满洲贵族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的义和团小伙子的视死如归精神——正如海军将军西摩尔的一个部将所看到的，他们如痴如狂地向现代欧洲的枪口冲锋，与他们的对头作孤注一掷的抗争，来保卫和挽救中国文明。可是，这最后一搏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国人民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我将说明的，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他们自身的文明资源，要对付现代欧洲民族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没有效果的、不中用的。

九